20 “O—5”（第2/9頁）

1945年3月中旬，“O—5”的領導人確信，希特勒想在垂死的掙紮中犧牲奧地利，維也納可能會背負和布達佩斯一樣的命運。他們不僅要保衛他們的城市，還想讓全世界看到，盡管被納粹長期占領，盡管抵抗運動的數百名領導人遭到監禁，但解放奧地利人民的願望從沒有被削弱過。

3月25日，索科爾少校在“O—5”的一次會議上說，只有幫助紅軍攻占維也納才能拯救這座城市。“如果他們接受我們的條件，我們就應提出把城市移交給他們。”他說。他解釋了該如何做到這一點。他現在已被派到第十七軍區司令部任職，被指派協助在維也納正前方建立一道防禦東部攻擊的防線。這給了他一個完美的機會，可以把忠於“O—5”的幾個營部署在維也納南面的森林裏。索科爾說，在紅軍發起最後沖鋒的時候，他就撤出這些部隊，那樣俄國人就可以在維也納以南十四英裏處的巴登附近穿過森林。接著，他們可以出人意料地從後面沖入城內，在“O—5”的幫助下占領城市，而不造成很大的破壞和流血。索科爾的計劃得到了大家的欣然認可，他們選出了一個委員會，負責軍民之間的聯絡工作。

五天後，即“耶穌受難日”那天，維也納人第一次聽到遠處傳來了隆隆的炮聲，這是托爾布欣的部隊到達了奧地利邊境。當晚，東南方的天空變成了紫色的。城裏實行了軍事管制。次日清晨，盟軍空襲了鐵路調車場、多瑙河上的橋梁和重要的交叉路口，到處都是熊熊燃燒的火焰，負荷過重的消防隊簡直無法應對。維也納人把床鋪搬到了地下室或掩體裏，開始在地下生活。大街上布滿瓦礫，車輛無法前行。鐵路運輸無法繼續，有軌電車也只能來往於很少的幾條線路上。每天只能限制使用幾個小時的煤氣和電，許多區都已經斷水。

曾經統治這座城市的政治合作者和黨派官員再也不敢穿著棕色的制服公開露面了。傍晚時分，路上擠滿了那些足夠有影響力可以得到通行證的人。

大部分人無法逃走。但是，作為維也納人，他們並沒有失去幽默感。最新的一個玩笑是：“復活節時，你可以乘有軌電車上前線。”到了復活節時，這不再是一個玩笑了；據說托爾布欣已經突破了迪特裏希在維也納東南的防線，離市郊只有八英裏了。曾任希特勒青年團領袖的區長兼新任防務特派員巴爾杜·馮·席臘赫宣布本城為一座堡壘，號召人民沖鋒隊立即動員起來。男孩們和老年人開始在市郊挖戰壕。老百姓都被從家裏趕出去修反坦克障礙，並在街上匆匆用鵝卵石、樹和有軌電車的軌道築起一道道路障。希特勒青年團領到了“鐵拳”，並奉命開始挖個人掩體。

“保衛維也納的時刻，考驗的時刻到來了！”席臘赫聲稱。一份戰時小報宣稱：“仇恨是我們的祈禱，復仇是我們的口令。”迪特裏希在廣播裏懇求說：“這不是為了我們自己，而是為了我們的黨！元首萬歲！”

當天晚些時候，索科爾終於獲悉了由兩個黨衛軍師組成的迪特裏希最後一支後備部隊的準確位置和口令。有了這些信息，他就萬事俱備了。索科爾立即在維也納召集“O—5”的領導人緊急開會。

4月2日夜裏，他們在誰都想象不到的一個地方秘密召開了會議，那就是第十七軍區司令部，索科爾的辦公室。

“先生們，誰來主動請纓把我的計劃送到蘇聯最高統帥部？”他問。他環顧四周，最後將目光停在了三十一歲的費迪南德·卡斯身上。卡斯是一名肩寬體胖的上士。兩人已相識十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倆的父親曾在同一個團裏服役。“時候到了，上士。”索科爾說。

卡斯向前跨了一步：“我已準備好了，少校。”

索科爾指示他如何繞過城東南的主要戰線，並把一張假通行證和一張標注好計劃路線的地圖交給他。兩人握了握手。

少校的私人司機約翰·賴夫下士開車送卡斯向南面出發。走了十五英裏之後，他們來到著名的巴登溫泉療養區，托爾布欣將可以從這裏通過德軍防線。他們又向南走了十五英裏，來到維也納新城。在那裏，他們抄小路向西南方向繞去。4月3日破曉之前，他們來到了一個寂靜的地方，希望可以從這裏沖過德軍陣地。兩人順利地穿過了前線。但是當他們急速駛過最後一個德國前沿哨所時，衛兵開始朝他們射擊。他們的歐寶汽車被擊中，又開了幾百米之後就熄火停下了。卡斯和賴夫跳進一條壕溝，匍匐著逃過了另一波子彈。

一個俄國人頭戴皮帽，手拿一把三弦琴，從一棵大樹後跳了出來，喊道：“舉起手來！”

這兩個奧地利人從一個指揮所被帶到另一個指揮所，花了好幾個小時。直到將近晚上十點，他們才來到烏克蘭第三方面軍司令部。該司令部設在霍赫沃爾克爾斯多夫村，位於維也納新城以南約十英裏處。等了一個小時後，卡斯被帶進了一座大房子的起居室。三位將軍和六個參謀坐在一張桌子旁，都用懷疑的目光看著他。高級軍官阿列克謝·謝爾蓋耶維奇·熱爾托夫將軍滿頭灰發，留著一把小胡子。他禮貌地請卡斯坐下，然後說：“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