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謝

雖然這本書的研究和計劃工作，同我所寫的別的書一樣，是由我自己進行的，但在這本書的五年寫作過程中，我曾得到許多人和機構的慷慨協助。推動我寫這本書的是西蒙一舒斯特出版公司已故的傑克·古德曼和該公司負責本書的編輯約瑟夫·巴恩斯，和我同時在歐洲作記者的老朋友巴恩斯，不論在我順利或遭到困難的時候都一直支持我，給了我有益的批評。研究戰爭中所繳獲的德國档案的權威學者、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弗裏茨·T·愛潑斯坦博士在使用那些汗牛充棟的文件上給我很多指導。其他很多人也在這方面給我許多幫助。其中有紐倫堡戰犯審判檢察官的首席顧問特爾福德·泰勒，他曾寫過兩本關於第三帝國軍事史的書。他將他私人收藏的文件和書籍借給我，並提供了許多很好的意見。

屬於美國歷史協會的美國戰爭档案研究委員會主席、佛吉尼亞大學教授奧倫·J·哈爾給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材料，其中包括他自己研究的某些成果在內。

一九五六年一個炎熱的夏日，他幫了我很大的忙，從國會圖書館的文稿室裏把我拉出來，嚴厲地勸告我回到我的寫作本書的工作上去，否則我就會很容易像某些人那樣將我的後半生陷在德國档案中。國務院歷史處處長G·貝納德·洛貝爾博士和國務院的外交官員、《德國外交政策档案匯編》美國編輯之一的保爾·R·斯維特也幫助我走出納粹档案的迷津。斯丹福大學的希爾德加德·R·波寧格夫人在通訊中和阿格尼斯·F·皮德遜夫人在交談中都給我很多幫助。在陸軍部軍事歷史處代理處長W·胡佛上校和他的屬員德迪瑪爾·芬克告訴我怎樣研究該部收藏最多的德國軍事档案。

《外交季刊》的主編漢米爾頓·菲西·阿姆斯特朗對本書的寫作很關懷，外交學會當時的執行理事長瓦爾特·H·馬洛裏也很關心。我很感謝外交學會弗蘭克·阿爾朱爾和奧佛爾布魯克基金會，他們給我的一筆慷慨的贈款，使我能夠在這本書的最後一年寫作中得以全力以赴。我還必須感謝外交學會藏書豐富的圖書館的職員，我曾多次麻煩他們。紐約社會圖書館的職員也同樣被我打擾過，但他們非常耐心，十分合作。

路易·加蘭地爾和赫爾伯特·克萊德曼耐心地讀過大部分稿件，並且提出很多寶貴的批評。在二十年代初期阿道夫·希特勒開始他的政治生涯以及後來他上了台的這一段時間都在柏林美國大使館作武官的杜魯門·史密斯上校，讓我研究了他的筆記和報告，這對國家社會主義的興起及其日後某些方面的發展提供了線索。紐倫堡法庭的美國檢察官之一、現在在紐約作律師的山姆·哈裏斯提供給我《主要戰犯的審訊》（紐倫堡的档案和證詞）和其他許多未公布的資料。在大戰頭三年中擔任德國陸軍參謀總長的弗朗茲·哈爾德將軍對於我提出的問題作了最詳盡的回答，並且給我提供了德國原始數據。我曾在別處提到過他那本未出版的日記對我的幫助，在本書的大部分寫作過程中，這本日記的副本一直擱在我的身邊。戰爭初期在柏林美國大使館工作的喬治·凱南曾經提醒我某些有歷史價值的東西。我在歐洲時的幾位老朋友和老同事，如約翰·根室，M·W·弗多爾、凱·波爾、西格裏德。舒爾茲、桃樂賽·湯普遜、惠特·伯納特和紐維爾·羅吉爾斯，都同我討論過這本書，使我得到教益，我的著作代理人保爾·R·雷諾在我最需要鼓勵的時候鼓勵了我。

最後，我十分感謝我的妻子，她的外文知識、對於歐洲背景的了解以及在德國和奧地利的經驗，對我的研究、寫作和核對工作幫助很大，我們的兩個女兒，英加和林達，在學校放假的時候也幫我做了許多必要的工作。我對以上提到的人以及其他對我幫助過的人，在此表示感謝。這本書的缺點和錯誤自然完全由我自己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