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必然產物或浩劫：德國歷史中的希特勒（第3/4頁）

自然，擺在德國政治家們面前的首要任務，是消除《凡爾賽和約》的影響，這一想法，同時也是希特勒在爭取那些年邁的、對破碎了的大國夢痛心疾首的領導階層時的突破點。一九二六年德國國防軍給外交部的一份備忘錄中，陳述了德國外交應追求的中期目標：首先是收復萊茵蘭和薩爾地區，然後是打通連接帝國和東普魯士的波蘭走廊，奪回波蘭的上西裏西亞地區，並吞奧地利，最後占領非軍事區——撇開排列順序不看，這些都是希特勒在三十年代所奉行的外交綱領。這些團體認識到這個納粹黨的領導人，盡管他喜怒無常，舉止與痞子無異，但卻是一個能人，似乎有能力實現他們對修正這一切的要求。總之，沒有人像他那樣懂得去利用《凡爾賽和約》，利用處處彌漫著的受人侮辱的情感，跨越了種種障礙，使它們成為發動整個民族的有效手段。

他的支持者和幫兇們沒有想到的，或許根本沒有意識到的，是希特勒的果斷，他們沒能從根本上去理解他那由幻想和“冰冷的”算計奇特地摻和而成的想法。他有關戰爭、世界新秩序，以及建立直至烏拉爾山脈，甚至更為遼闊的龐大帝國的長篇大論，並不像他們所猜測的那樣，只是情緒沖動時的靈感閃現。他們想克服由戰勝國帶來的“屈辱”，並想要收回老的疆界，盡管也帶些附加條件，可他的政策目標既非老的也非新的疆界。他想要得到的，是新的空間，要去占領數百萬平方公裏的疆域，就像他在某些場合提到的那樣，是在人口稀少的地區來一場“魔鬼的傑作”。其背後是對空間的渴望，是一種貪得無厭，每一次獲得的土地只是下一次推進時列隊前進的前沿陣地。

許多看法認為，即使是這些想法也沒能割斷歷史的延續性，因為它們原則上已由泛德意志協會和一九一八年魯登道夫的東進計劃提了出來。但確實與這關聯搭不上邊的，是希特勒給這些想法注入的思想酵素：世界生了病，種族受到了毒害，為了“拯救地球”要進行徹底的屠殺和血液的更新。這樣，就產生了一種東西，它超越了所有迄今為止被稱為帝國主義貪婪性的單純的東西：一個種族的烏托邦，它將開創一個世界的新紀元。這一理想的社會，有待於數百萬有著種族覺悟的、團結起來了的人們通過鬥爭去獲得和實現，他們應堅定不移地遵從歷史的使命，去占領廣泛的區域，滅絕所有的“劣等種族”，或是將他們分成各自獨立的等級：他們是“新人”，不停地在平整土地，在破壞，在遷移，他們聚集在運河島上“力量來自歡樂”休假組織的大眾旅館裏，挪威海岸邊的狹灣裏，克裏米亞半島上，大家一起又唱又跳，尋找著完成歷史重托前的輕松。這是與世界上已定下了的所有規則決裂，人們在事後仍成為這個政權宣傳機器的犧牲品，因為說它有著革命的因素，但其實並非如此。這怪異的宣傳有著它自己獨特的來源。無論如何，都從來沒有人想得如此之遠，也沒想到會如此荒唐可笑。所以並沒有通向什麽地方的連接線，肯定與俾斯麥、腓特烈大帝無關，與中世紀的皇帝們更是扯不上邊。

希特勒與每一位可以想到的前人相比，尤其缺少的是超越個人的責任感，缺少忘我的獻身精神和歷史風範。他帶著一種史無前例的以自己為中心的想法，正如阿爾貝特•施佩爾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的信中指責他的那樣，把國家的安危與自己的一生等同起來。開始時更多的是莽撞和輕率，從一九三六年收復萊茵蘭，當時他在二十四個小時裏因擔心自己的命運而渾身顫抖不已，到一九三九年春占領巴黎，末了他承認說，他只是個賭政治的賭徒，押上了“所有的東西”，但輸了個精光。他的背後是空空如也。

激進的黨內將軍之一，希特勒的副官長威廉•布格道夫，一向因他對“元首和人民”懷有“無限的理想主義”而頗感自豪。可在最後日子裏的某一天，他在地下避彈室與希特勒的秘書馬丁•鮑曼吵了起來。在大聲吵鬧中，布格道夫高聲怒罵“元首”的這位擁有無比權力的接待室官員，說自己因無條件地獻身共同的事業，而招致軍官同僚們的鄙視，不得不忍氣吞聲，吞下被人罵作“叛徒”的指責。今天他終於認識到，他的對手們說得對，自己的“理想主義是錯誤的”，他自己是太“天真和愚蠢”了。當這場爭吵的見證人，忠於元首的克萊勃斯將軍來勸架時，布格道夫不依不饒：“不要管我，漢斯，總有一天要把這一切都統統說出來的！”布格道夫繼續嚷道，年輕的軍官們“成千上萬地送了死”，可他問自己，他們都是為了什麽？回答是：既不是為了祖國也不是為了未來。現在他才明白：“他們是為了你們才死去的……幾百萬無辜的人都獻出了他們的生命，而你們，黨的領導，你們卻在搜刮著民脂民膏，發著橫財。你們揮霍浪費，聚斂錢財，將貴族地產占為己有，到處建造宮殿，縱情享樂，欺騙和壓迫百姓。你們踐踏了我們的理想、道德，我們的信仰和我們的靈魂。人只是你們的工具，是實現你們貪婪的政治野心的工具。你們消滅了我們幾百年的文化和德意志民族。這是你們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