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必然產物或浩劫：德國歷史中的希特勒（第2/4頁）

毋庸置疑的是，這樣一些和其他一些說法的大部分內容——尤其是關於德國走的所謂獨特之路的辯論引發了曠日持久的爭論——是可以與出現希特勒這一現象聯系起來的。但其中必須考慮的是，所有的歷史，對總是事後再做評論的尋蹤訪跡者來說，似乎更為敞開。他的觀點最後肯定為一些問題所左右，若他不了解事情結局，是永遠也不會提出那些問題的。末了還應考慮的是，盡管分量各不相同，但幾乎在每一個國家裏，至少是在歐洲大陸的每個國家裏，是找得到可資比較的情況的。一個說得通的、並非用推測性的理解而制造出來的與希特勒的相互關聯，肯定並不能在德國的情況中推導出來，充其量只能說，由於這個國家的特殊發展，反對他崛起的力量喪失了活動能力。沒有得到回答的是接下來的問題：為什麽納粹主義在二十和三十年代比起大多數和它同樣激進的運動來，更加激進且慘無人道？

如果對這一事情和相關的所有具有說服力的解釋做一更為仔細的思考，就會發現，完全突然地從現實掉進一九一八年秋天的那場失敗之中，從狹義上說也屬於德國特色。這個事實上直到停火的那些日子裏還在做著一八七〇年、一八七一年那個大國和“輝煌時代”美夢，並向著它們迎面走去的民族，突然發現自己面對的是整個生活狀況的突變：一場革命，它被大多數人只是稱作“下等人暴動”，還帶有“獸類屍體的臭味”，它把所有為人們所熟悉的、自古以來就存在著的準則搞得一團糟，此外還有街道上的混亂狀態、持續的饑荒、從未有過的大批失業和席卷全國的社會動亂。除了這些之外，還有充斥著動聽的和平詞藻，但實際上卻為虛偽、報復和惡意且目光短淺所支配的《凡爾賽和約》，通過有關戰爭罪責的第二百三十一條款，有意地羞辱德國，而這確實也是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把這個國家從為人們所尊重的國家之列中驅逐出去，比起戰勝國加在這個國家身上的所有物質重負來，更是導致它心理上的失衡。對此，一位觀察家說，當時就形成了一種“憤怒的民眾團體”，在期待著一位領袖人物和引路人的出現。通貨膨脹導致廣大人民群眾生活貧困，沒幾年後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大大地激化了這種憤怒的心態，每一次這樣的失敗，以及無數次其他方面的屢屢受挫，都把責任推到了本已是四面楚歌的魏瑪共和國身上。

希特勒利用了這一情緒和三十年代初持續上漲的憤恨，在全國各地控訴這一危機，同時又竭盡全力去激化這種危機。它是他取得政權的可靠保證。如果不考慮他是在這個民族遭受心理創傷的時期獲得成功的這一因素，那麽就不能尋根問底地回答他為什麽能崛起的問題，這個問題提出了無數次，但至今仍未能找到滿意的答案。此外，他和他的運動所吸引的群眾，完全不同於那些糊裏糊塗逃離不幸的魏瑪共和國的人們，正如一位拼命捍衛它的人所說的那樣，他們逃離的是“戴著一頂滑稽帽的國家”：被外部力量驅來逐去，成了內部為數眾多的、對存在的共和國有的只是蔑視和憎恨的聯合起來的反對派的笑柄。

這是妨礙人們意識到深刻道德決裂的一點。在今天，當無數的觀察家們在了解了一九三三年的政權後來所犯下的暴行後，感受到了。那個時代的人們沒有或很少感覺到這一點。但要更準確理解這一過程的話也需明白，幾乎沒有一個親身經歷者能對正在上升的極權主義專制做出合適的判斷，判斷政治權利剝奪、專橫和暴力在屬於領先的高度文明國家之列的這樣一個國家會達到何種程度。即使是新當權者的反對者們，也不會想得那麽遠。大多數人只是設想會出現一個像意大利的墨索裏尼般的獨裁政體，像每個人都知道的那樣，火車會再度準點開出。在經歷了魏瑪的混亂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幾乎每個人都希望許多德國的“準點”重新歸來，他們已經很不耐煩地等了將近十四年的漫長時光了。

但屬於德意志特色的最為重要的，無論做何種評價都不會過高的因素是希特勒本人。所有從歷史和社會中得出的驚人結論和分析，最終都要回歸到他這個人身上，也不能不考慮他個人的一生，正是他的一生給了眾多事件以決定性的推動。在戰爭間隙的這段時間內，在同樣遭受類似喧囂的國家裏，沒有任何一處產生過在演說才能方面能與希特勒一比高下的領袖人物，沒有任何一處產生過具有相似組織能力和戰術天賦的這樣一個男人，也沒有誰像他那樣的極端和激進。

然後才可以說，完全可以把希特勒與某些強權政治方面的遺願聯系起來，這些遺願或是很早或是最近的：比如可以與這一想法聯系起來，即這塊大陸的東面，是自然的，仿佛是為帝國準備著的有待墾殖的生存空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關於戰爭目標的辯論中，確實也要求將居民遷移至狹長延伸地帶，以進行“民族的田畝歸並”。同樣地，希特勒懷有“理想的”結盟想法，就是與大不列顛帝國建立起緊密的聯系，以便與英吉利海峽另一邊的這個日耳曼“堂兄弟民族”一起，以“主宰世界的強國”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至少把輪廓定下來，就像某些先前就考慮好的事情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