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有限目標的防禦戰

我們在前面說過，防禦戰的最終目標，絕不可能是絕對消極的。即使是力量最弱小的防禦方，也肯定會擁有能夠影響敵人與威脅敵人的某種手段。

可以說，疲憊敵人就是防禦戰的目標。既然進攻方追求的是積極的目標，那麽進攻方任何一個不成功的軍事行動，就算除了兵力損耗外絲毫沒有其他損失也應該是後退，而防禦方所受到的損失卻並非一無是處，因為防禦方實現了據守的目標。

這樣一來，人們似乎可以這樣說，防禦方的積極目標就是純粹的據守。

如果人們能夠肯定，進攻方在經過多次進攻卻一無所獲後一定會深感疲憊並放棄進攻，那麽這種說法或許是正確的。然而，事實上，進攻方並不會這樣做。這點從兵力消耗上看就可以一目了然。

從總的對比上看，防禦方處於不利的地位。我們常說的進攻會受到削弱，只是從可能出現轉折點的意義上來說的。在完全不會出現這種轉折點的情況下，防禦所受到的削弱比進攻方所遭到的削弱要大得多，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防禦方是較為弱小的一方，就算雙方損失相同，相對地說，防禦方的損失也要比進攻方大；二是，進攻方往往會攻占防禦方的部分國土與補給基地。

可見，進攻方會放棄進攻的想法是毫無根據的，如果進攻方持續不斷地進攻，而防禦方除了抵禦外不采取任何其他行動，防禦方就不能阻止對方的進攻，進攻遲早會獲得成功。

因此，就算在現實生活中，因為強者力量的枯竭，或者更確切地說，因為強者的疲憊而導致了媾和，那也是戰爭在大多數場合具有的不徹底性所造成的。在理論上，我們不能將它當成這種防禦的最終目標。

如此一來，這種防禦只好從等待的概念中尋找它的目標了，而等待則包括情況的變化、處境的改善。在處境壓根兒不能通過抵抗本身來改善時，就只能期待外力來改善了。

我們所說的通過外力來改善，指的是政治關系的改變。這要麽是防禦方結交了新盟友，要麽是原來反對他的同盟開始瓦解。

在防禦方軍事力量弱小而無法進行任何猛烈的還擊時，等待就成為目標。不過，按照防禦的概念來看，這種防禦並不是每次都會出現。根據我們的概念，防禦是較強的作戰形式，所以，在有可能以強烈程度不同的還擊作為目標時，人們完全可以采取防禦。

我們一定要在剛開始論述時就將這兩種情況分開，因為它們會對防禦產生不同的影響。在第一種情況下，防禦方會盡其所能，長期占有並保持自己的國土完整。因為這樣做能夠為防禦方爭取最多的時間，而贏得時間是其實現目標的唯一途徑。

在大多數情況下，防禦方也能達到積極的目標，而且這些做法能夠為其在媾和時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只不過，防禦方還不能將積極目標納入戰爭計劃之中。

在戰略上處於被動狀態時，防禦方在某些地方可能獲得的利益僅僅是抵擋住進攻方的進攻。而且，就算它在這些地方獲得了優勢，它也一定要將其轉用到其他地方去。因為，處於這種被動狀態下，各個地方的情況往往都是非常緊急的。如果說，它連這樣做的機會都沒有，那麽它常常只能取得暫時喘息的機會。

在防禦的目標和實質不變的情況下，如果防禦方的軍事力量並不太過弱小，它完全可以采取一些規模較小的進攻行動，比如入侵、牽制性進攻、進攻個別的要塞等，不過，這些進攻的主要目的並非永久的占領，而是獲得了暫時的利益來彌補以後的損失。

但是，在第二種情況下，防禦中含有積極的意圖——防禦具有較多的積極的性質，而且各種條件越是允許它進行猛烈的還擊，防禦所具備的積極的性質就越多。換句話說，防禦方越主動采取防禦，以為將來能對進攻方進行有利還擊，那麽防禦方給敵人設置的圈套便越大膽。當然，最大膽且成功效果最大化的圈套便是命令軍隊向本國腹地撤退。這是與上一種防禦方法差異最大的一種手段。我們以七年戰爭中腓特烈大帝和俄國在1812年所處的不同情況作為例子作下簡要說明。

戰爭初期，由於腓特烈大帝已做好了戰爭準備，他便具備了某種優勢。這種優勢為他攻占薩克森創造了有利條件，而由於薩克森是其戰區的一個非常自然的補充部分，所以它並未削弱腓特烈大帝的軍事力量，反而增強了他的軍事力量。

在1757年戰局開始時，腓特烈大帝曾想繼續進行戰略進攻。這在俄國人與法國人到達西裏西亞、薩克森和馬克戰區之前是可能的。但是，腓特烈大帝的這次進攻失敗了，他只能在戰局後期采取防禦，將軍隊從波希米亞撤出，從敵軍手中奪回自己的戰區。當時，他是用同一支軍隊先向奧地利發起進攻再奪回自己的戰區的，而這樣的優勢是防禦為他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