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復仇記》與陽朔[1]

劉玉峰

一九五〇年國慶節，我從原義寧縣五通區調到陽朔縣福利區工作。因當時我是去接福利區區委書記兼區長陸莊壘同志的工作，陸調省委黨校學習，還沒走，所以我以征糧工作隊隊長的身份到福利。十月十六日，陸莊壘同志離職，我被正式任命福利區(陽朔縣第二區)人民政府區長。當時，盤據在福利、龍尾瑤一帶的土匪李瑞雄部活動猖獗，經常騷擾我征糧工作隊，出沒於將軍山、青鳥山一帶，伏擊和武裝圍攻我征糧工作隊。最近一次，活動到福利附近的下村。截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止，全區先後被土匪殺害的有村幹部九人、村幹部家屬十六人、一般群眾四十三人，共達六十八人之多。十二月二十一日，我正在縣裏參加剿匪動員大會，聽說青鳥山村村長親屬金家被土匪殺害後，我含淚向縣委要求立即回區去打土匪。當時，幹部群眾無不痛恨至極，與土匪誓不兩立。所以，大會一結束，全區就展開了群眾性大圍剿運動。

在“堅決鎮壓反革命”的口號指導下，一九五〇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分別在福利圩牛行口和青鳥山開群眾大會，鎮壓了×名匪首。

從此，我們取得了剿匪的主動權，土匪迅速土崩瓦解。到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止已處決匪首×××人，捕捉土匪×××人，股匪基本消滅。但二月十日左右，突然發現匪首林俊美在區政府附近的獅龍山上，當即動員上千民兵、部隊一個連和公安隊包圍搜山。林匪打傷兩名公安戰士(一人致死)後，於夜裏逃跑。後又於七月十五日左右，在社門山再次發現林匪，打傷致死李家村一位民兵後，他又逃跑。因此，七月二十日，我作了周密布署並向縣委保證十日內捉到林俊美。以致七月二十四日晨在茨姑山再次發現林俊美後，我就帶領區幹部、區中隊和附近的民民，進行搜山，在一個山洞中與林匪開槍對射，我被打中兩槍，才得消滅全區的最後一個匪首。

我負傷後，在桂林住了一百一十天醫院，回到陽朔後，住在縣人民政府靠漓江邊的一座房子裏，長期不能工作。到了一九五二年五月，因久病臥床不起，回憶這段歷史，感慨萬端，隨即在拾得的一個地主的四大本賬本上，用二十個晝夜寫下了瘙爯山村復仇記瘙爲初稿十幾萬字。

小說初稿，得到當時的華南人民出版社高度重視。但後來因一些政治運動，幾經周折，直到一九五四年，我調到臨桂會仙中學工作後，在省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李金光大力支持下，才得進行對小說的修改。一九六〇年初，上海文藝出版社決定出版，後因紙張緊張，又轉回廣西人民出版社，於一九六三和（一九）六五年分上、下冊出版。打倒“四人幫”後，又於一九八〇年修訂再版，一九八五年又重印一次，其中上冊印過兩次。

小說出版後，常有熟人問及:瘙爯山村復仇記瘙爲是否寫的陽朔剿匪？其中的人物是否真有其人?也有人猜測：小說中的某人就是現實生活中的某人。對此，我只能這樣回答：作為小說，毫無疑問，是經過文藝加工，概括了現實生活中的某些人和事，也虛構了某些情節，它與歷史不能等同看待；這應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了。但，我也不得不承認：如果沒有我上述的陽朔福利區剿匪那一段生活經歷，我是不能寫出這本小說的，也就是說小說的素材，基本上取之於陽朔，而且初稿是在陽朔完成的。因此，瘙爯山村復仇記瘙爲是在陽朔勞動人民的撫育下產生的，是生長在陽朔秀麗河山的沃土中的一朵小花。

在陽朔福利區剿匪時，除部隊的同志外，我們區的脫產幹部只有十五人。我負傷那年，才二十二歲。三十六年後，回憶這段歷史，深感個人當時十分幼稚；相反，在區裏工作的同志們，都是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忠於革命，忠於黨，依靠群眾，團結友愛的好同志。在瘙爯山村復仇記瘙爲中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他(她)們的影子。每當我回憶起這段歷史時，總有一種甜蜜戀情和對同志的懷念與感激。我永遠忘不了陽朔和陽朔人民，也永遠銘記著我們那些情同手足的同志們，戰友們；更永遠為自己當時的幼稚而感到欠著人民和同志們的債，負疚之心，永難泯滅。就此機會，謹志所懷。

1987年7月28日於桂林桃花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