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2/7頁）

現在，我們離那條路有好幾百英尺。我們轉過身，在膝蓋一般高的薊草花裏探路前行。在約尼和士兵們再次對那個地區進行地毯式搜索之後，發現了隱藏在後面的敘利亞人，戰鬥又持續了一個半小時。我鉆進車裏，依然很難勾勒出戰鬥的經過和最後的結局。偵察營死亡2人、受傷1人，而敘利亞的兵力差不多有40人被全部消滅。“如此近距離地被敵人的火力所圍困，擺脫僵局的方法就是把分散的兵力組織起來——這要歸功於約尼，結果證明這種方法成功了，”希埃說。“約尼的作戰方式，我甚至都沒有在書上見到過。”穆吉說。

約尼自己在戰後的一份簡報中總結了這次戰鬥。他在結尾寫道：“這又一次證明了我們的部隊，按照最簡單的原則來戰鬥，就會無往不勝……在戰場的每一次轉移都必須要重視火力的掩護……決定性的時刻會在敵人的情緒轉向潰敗的時候到來；沖鋒的時刻會在敵人被死亡的恐懼所籠罩的時候到來，因為恐懼會徹底摧毀一個人……而在此之前，敵人會繼續謀劃自己的行動並構成一個頗具威脅的對手。”

約尼從沒有告訴我這次戰鬥的細節，而我也沒有過問。只是有一次，聽他發表了即席講話：“可憐的敘利亞人和世界上最優秀的戰鬥營遭遇，真是倒了大黴。”雖然沒有跟他說起過，我想，他們更倒黴的是遇到了約尼。

約尼也沒有把戰鬥的事情告訴過我們的父母。有一次，他跟父親說：“你不能僅僅通過戰鬥的勝利就判斷這個指揮官是優秀的。如果你願意犧牲足夠多的人，你幾乎總能勝利。而一個優秀指揮官的真正評判標準，就是以最少的傷亡取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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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約尼在戰場上的同一個畫面一再浮現。它描繪了約尼的恩德培之戰，也就是約尼在1966年的人生第一場戰鬥，那時他只有20歲——這場報復性的突擊行動是針對在薩姆的恐怖分子，當時的西岸地區還在約旦人的統治之下。“有些人看上去，”他在行動之後寫道，“在炮火中已經無法認清現實，並且不知道那個當下自己真正在做什麽。然而，也有一些人和往日沒有任何區別——一樣的專注性、一樣的判斷力、一樣的求實精神，至少我是這麽感覺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會比我平時感覺的更緊張。”

同樣的畫面描繪了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一天深夜，那時他駐紮在位於朱迪亞的一座名叫古什·埃齊翁的山裏。“我們打算進攻一個藏有恐怖分子的房屋，”博阿茲·巴倫回憶說。他是在約尼領導的突擊營裏服役的一名士兵。“我們連續4個或者5個晚上趕到那裏，但沒有得到展開攻擊的批準。一天晚上，我們跋涉了12英裏的山路才趕到那裏……最後的那個晚上，對方駐紮在外面的哨兵突然發現了我們。我們只得躲在戰壕裏一動不動。約尼意識到，我們必須馬上采取行動。然後，他獨自一人越過石頭墻，站在門口就開始一陣掃射……後來他表示，對我們進攻的方式不太滿意，即使這只是我們的第一場戰鬥。5個恐怖分子只有2個斃命，而剩下的都逃走了……約尼那天晚上一直不說話，顯得很孤僻。我們能感覺到他的不高興，事情沒有按照預定的方向發展。我們也不再談論此事。到底發生了什麽，該是一目了然。”

概括起來講，博阿茲認為，“他不僅是一位指揮官，也是一位導師。一個偉大的導師，我覺得……甚至他教育人的方式也很特別。僅僅跟他進行一次嚴肅的交談，這個懲罰就足夠了。”

我的思緒按照自身的規律在遊移；也許“導師”這個詞，讓我突然回想起約尼曾經提到過他的一位士兵，那時約尼還是傘兵部隊一位年輕的排長。“有一次自衛演習中，我們坐在防空洞裏，”這名士兵回憶道。24“我們五個人必須分享彼此的戰鬥配給，而每次只能有兩個人吃飯。我碰巧跟約尼一起吃飯。他非常餓。有那麽一會兒，他就坐在一個肉罐頭和豌豆罐頭的前面只顧著吃，就像一個饑腸轆轆的普通士兵。可是，他也是坐在自己跟前的這位士兵的排長啊，這樣狼吞虎咽或者吃得太多好像有點失態吧。我能看見他的身體在搖晃，這種吃相可以完勝一切。他吃的份額超出了一點。我發現他對自己吃多了顯得有些尷尬。當然，我一直在尋找機會將他逮個正著然後給他提個醒。所以我問他：‘其他人怎麽辦？’他低下頭說：‘如果你以後當了指揮官，不要這麽做。’三四年之後，我們都成了指揮官。跟他坐在一起，我又提起了往日那件有趣的軼事。‘你還記得？’他問。‘我希望你不要吃隊友的東西。’”

傘兵排的士兵是約尼的第一批隊友，在當年的訓練結束後他們就分別了。後來，他們還見過一兩次面。“每次新年我們都會聚在特拉維夫的迪岑哥夫廣場，到場的人經常都很多，”約尼的一位士兵說。“我們會找一家餐館或酒吧，然後一直逗留到深夜。那些聚會的人群裏，有約尼一個。他會跟我們推心置腹，把埋藏在心裏的所有東西都傾訴出來……我們發現他對大家如此地情深義重，不由得對他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依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