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解不開的古物迷蹤是歷史的宣言（第3/12頁）

隋唐時，“傳國玉璽”仍為統治者至寶。五代朱溫篡唐後，玉璽又遭厄運，後唐廢帝李從珂被契丹擊敗，持玉璽登樓自焚，玉璽至今下落不明。

由於歷代統治者極力宣揚獲得傳國玉璽是“天命所歸”“祥瑞之兆”，自宋代起，真假傳國璽屢有發生。如宋紹聖三年（1096），鹹陽人段義稱修房舍時從地下掘得的“色綠如藍，溫潤而澤”，“背螭鈕五盤”的玉印，經翰林學士蔡京等13名官員“考證”，認定是“真秦制傳國璽”的玉印。然而，據後世人考證，這是蔡京等人為欺騙皇帝玩的把戲。

明弘治十三年（1500），戶縣毛志學在泥河裏得玉璽，由陜西巡撫熊羽中呈獻孝宗皇帝。相傳元末由元順帝帶入沙漠的傳國璽，曾被後金太宗皇太極訪得，皇太極因而改國號“金”為“清”。清初故宮藏玉璽39方，其中被稱為傳國玉璽者，卻被乾隆皇帝看作贗品，可見傳國玉璽的真真假假實難確定。

又據說真正的傳國玉璽在明滅元時被元將帶到了漠北。明朝初，明太祖派徐達到漠北，追擊蒙古朝廷，以期得到傳國璽，這是歷史上最後有關傳國玉璽的記載，但明太祖最終還是空手而歸。

塞外彩色陶罐來自何方

在烏魯木齊南郊烏拉泊水庫旁的一座古墓裏，曾出土了一件彩色單耳小陶罐。

這個陶罐高14.8厘米，口徑9.5厘米，底徑5.5厘米，敞口短頸，鼓腹圓底，在頸腹間還有一寬帶狀的單耳。陶罐為手制，外塗一層土紅色的陶衣，陶衣上通體塗繪暗紅色的花紋。陶罐頸部是上下兩排三角形花紋，腹部為上下兩個三角形花紋演變而成的勾連的渦卷紋，耳柄上繪有斜紋方格網狀紋，口沿內壁還繪一圈帶紋。整個陶罐制作精巧，色澤艷麗，紋飾醒目，是一件美麗的原始藝術品。

令人驚異的是，在哈密哈拉墩地區和烏魯木齊南山阿拉溝地區的古墓中，也發現了同樣的陶罐。於是人們不禁要問，這是古代哪個民族創造的藝術品？陶器上彩繪三角紋、渦卷紋的花紋表現了什麽？這些問題至今還不得其解。但在專家學者長期的研究中人們發現，這些彩色的陶罐應該與中原文化有著一定關系。

其實，新疆地區在很早以前就跟中原王朝有聯系了。

戰國時期的《山海經》和《穆天子傳》中有記載，說周穆王曾西巡昆侖，會見西王母。這個故事應該是中原王朝與當時的新疆地區有接觸的最早記錄。新疆境內考古發掘出土的大量陶器，其中不少彩陶的圖案紋飾與中原內地同期出土的陶器圖案紋飾相同或相近似。距今3000年前，新疆出土的彩陶三角形紋、渦紋、弦紋的繪制和諸如陶豆一類器形，說明甘肅和內地彩陶藝術已影響到新疆彩陶文化的發展。

兩漢時，漢武帝統一西域，開通絲綢之路，於是東西方文化在這裏匯聚、交融，促使西域文化空前繁榮發展。在尼雅遺址出土的錦被上寫有“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的小篆漢字和紋樣，出土的錦袋上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的篆書文字。這些文物都揭示了漢、晉時期尼雅與中原王朝密切的政治和經濟關系。

唐代時，岑參、駱賓王、洪亮吉等詩人都曾寫過膾炙人口、久傳不衰的“邊塞詩”，說明當時的文學之士也已經開始與西域有所聯系。

到清代，清王朝對新疆進行統一，大批內地漢族軍民進入新疆北路屯戍落戶，在烏魯木齊巴裏坤、奇台一帶，漢族文化成為當地文化的主體。紀曉嵐、林則徐、戴瀾、劉鍔等都曾被謫來疆，在新疆還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

由此看來，塞外彩色陶罐很有可能是在中原文化、內地彩陶藝術的影響下制作出來的。

漢代帝王為什麽要穿金縷玉衣下葬

據《西京雜志》記載，漢代帝王下葬都用“珠襦玉匣”，形如鎧甲，用金絲連接。所謂“珠襦玉匣”，就是金縷玉衣。因身份地位的不同，金縷玉衣連綴玉片所用縷絲的材質也有金縷、銀縷、銅縷和絲縷的差別。由於金縷玉衣象征著帝王、貴族的身份，所以對其制作工藝的要求非常嚴格。

漢代的統治者還設立了專門從事玉衣制作的“東園”。制作玉衣時，所用的玉料要經過開料、鋸片、磨光及鉆孔等程序，再把玉片按照人體的不同部分設計成不同的大小和形狀，有正方形、長方形、半月形、三角形等，大的有9平方厘米，小的還不到1平方厘米。然後用金線穿過這些玉片四角的小孔，將所有玉片連綴在一起。按照2000多年前的生產力水平，制作一件中等型號的玉衣所需的費用相當於當時一百戶中等人家的家產總和。就拿滿城漢墓出土的金縷玉衣來說，劉勝玉衣全長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絲1100克；竇綰玉衣比較短小，也用了2160片玉片，金絲700克。劉勝的一件玉衣，就是由上百個工匠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完成的，所費的人力和物力是十分驚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