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大明重臣洪承疇降清內幕（第3/8頁）

此後，孫傳庭在監獄裏一待就是三年。三年間，楊嗣昌一敗塗地，孫傳庭曾經作過的預言成為現實，而且是所有的可能中最糟的那一種——陜西精兵離開山陜地區之後，李自成得以東山再起。崇禎皇帝又一次想起了孫傳庭，於是，把他從監獄裏放出來，讓他再立新功。三年時間，天下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副模樣，李自成和張獻忠已然成了氣候，在皇帝的逼迫下，孫傳庭稀裏糊塗地死在了戰場上。

如果說孫傳庭遭遇了黑色幽默般的命運，洪承疇演出的就是一出悲喜交集的、相當經典的小劇場實驗話劇了。

洪承疇肯定十分了解孫傳庭的才幹與為人。我們沒有確切的資料，無法知道孫傳庭的遭遇對洪承疇產生了什麽影響。

差不多在孫傳庭被抓進監獄的同時，洪承疇接受了總督薊遼軍事、對抗皇太極的重任。這真是一個不祥的職位，從薩爾滸之戰開始，近二十年時間裏，沒有一個人在那個位置上能夠建功立業後全身而返。幾乎所有面對這個使命的人，不是身敗名裂，就是家破人亡。事實上，僅此一點，就足夠證明大明帝國在自己生死存亡的問題上，是何等輕浮乖戾了。

洪承疇富有謀略，聲名卓著，深孚眾望，在這個足以令人精神分裂的兇險崗位上，他被成功地撕扯成了兩個人，從而成為一個特殊的例外。

大明崇禎十三年、大清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皇太極在第四次派遣大軍遠道奔襲並大獲全勝之後，接受一些漢族官員的建議，開始調整自己的整體戰略，將兵鋒正面指向了寧錦一線，其標志性事件就是派兵修築義州城。

在這些漢族官員的建議中，提出了對明戰略的總體設想，分為三策：其一，為刺心之策，主張直取北京，拿下大明帝國首都後，再行平定全國；其二，為斷喉之策，主張繞過寧錦，直抵山海關下，一舉拿下天下第一關，然後，回手掃蕩寧錦等城，再圖關內；其三，為剪重枝伐美樹之策，先下寧錦，再抵關門，進取全國。

皇太極接受了第三策，並進一步發揮為：選義州（即今日遼寧省義縣）作為屯兵、進取錦州的前進基地。這裏位於錦州北側九十裏處，位於廣寧與錦州之間，地勢開闊，土地肥沃，利於墾荒屯種。清軍屯田於此，極為有效地逼近了明軍的山海關外諸城，令其生產與生活大受威脅。

經過數次繞道長途奔襲，皇太極必定深切意識到了遼西走廊的重大戰略價值：不拿下錦州、寧遠，不但無法打通由山海關到北京的大道，而且，繞道破長城入關也時時面臨被切斷退路之危險，從而，成為絞殺大明帝國那根鐵索中最為薄弱的鏈條。大明朝如果出現一位堅強有力、具有戰略頭腦的統帥的話，長途奔襲的遠征軍立即就將陷入被反封鎖的境地之中，且駐守在錦州、寧遠、山海關的明軍，在與八旗鐵騎十余年的反復搏殺中，也錘煉成了一支頗有戰鬥力的隊伍，號稱關寧鐵騎。他們完全可能乘虛搗襲盛京沈陽，屆時，一招不慎滿盤皆輸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沒有。

一個偉大的統帥與一個庸才的區別經常表現在：前者時常從最壞的可能出發考慮問題，而後者則總是以為自己沒有理由不勝利。拿破侖曾經表達過類似的看法——他之所以百戰百勝，僅僅是因為作戰之前永遠覺得對手比自己聰明得多；而他的對手們卻總是把拿破侖當成傻瓜。稍為認真觀察一下就會發現，上述情形恰好出現在大清與大明這一對冤家之間。

大約就是出於此種考慮，皇太極幾乎每次在出兵遠道奔襲時，總是會派兵不停地打擊寧錦一線的明軍，敲打他們，使他們的神經總是處於緊張狀態，整日提心吊膽，生怕被韃子偷襲、圍困或斷了後路。有時，皇太極甚至會親自領兵前往錦州、寧遠等地，牽制明朝軍隊，“使其東西疲於奔命，首尾不能相顧，我西征將士得以從容直搗中原耳”。（《清太宗實錄》卷四十六）

而大明帝國軍隊似乎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也可以偷襲沈陽，也可以斷掉入了關的韃子們的後路，把他們圍困在充滿敵意的長城裏面，讓他們找不到回家的路，在敵人的土地上死得特別難看。這種想法可能遠遠超出了大明帝國君臣們的想象力，會把他們嚇壞，令他們想都不敢這樣去想。

令人不勝嘆息的是，情況若僅僅是這樣的話，還算是很不錯了。大明帝國此時糟糕的景象，早已遠遠超出了這些，達到了糟不可言的地步。

有一次，皇太極率兵來到明軍城下，皇太極挑戰說：“如果你們出兵一萬人的話，我就只以一千人應戰；你們要是出兵一千人，我就以一百人應戰。咱們堂堂正正地打一仗，你們也可以掩飾一下欺蒙皇帝的罪過，要不然，總是空口說白話地騙你們的皇帝，你們不覺得太可恥了嗎？”這種挑戰，皇太極做過不止一次，大明帝國軍隊從來沒有人應戰。（《清太宗實錄》卷十九，天聰八年八月己卯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