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袁崇煥一生中的最大錯招（第2/8頁）

史書記載說，崇禎皇帝站起身，側耳仔細傾聽，片刻，諭：“你的報告一條一條歷歷在目，無需疑慮，不必謙遜，朕自有主持。”

大學士錢龍錫、劉鴻訓等人也盛贊袁崇煥：“肝膽義氣，識見方略，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

此時，距離崇禎皇帝滅掉魏忠賢及其同夥們，只過了半年左右時間。實事求是地說，崇禎皇帝的確是在沒有軍國重臣的支持下，憑借一己之力做到的這一點。當時，人們切身感受到了魏忠賢權勢的無比龐大、顯赫與令人畏懼，時常忘記他只是帝國制度之下皇帝身上的一個寄生蟲這一事實。因此，帝國臣民對於十七歲的崇禎皇帝能夠輕而易舉地幹掉魏忠賢，顯示出了由衷的景仰與贊嘆。天縱英明、乾綱獨斷、宸機獨運、深謀遠慮、雄才偉略等等是人們談起這一事件時，特別普遍使用於皇帝身上的詞匯。

從其一生行事判斷，崇禎皇帝本人肯定同意這些贊美，並真的認為自己就是那樣的一個偉大帝王。若是真正具有政治理性和智慧的話，他實在應該對於朱元璋等列祖列宗所苦心設計的帝國制度，充滿感激之情，而不是自我感覺過於良好。事實上，正是那樣一個制度，才能夠在短短六七年時間裏，如此簡單地在帝國中樞培養出魏忠賢這樣的龐然怪物；同時，又在更加短促的兩三個月時間裏，如此簡單地幫助崇禎皇帝除去這樣一個似乎是不可一世的怪物。

此時的崇禎皇帝心情舒暢，自我感覺絕佳。如今，他也覺得袁崇煥是一個可以信賴的真正的大將之才，因此給了他極高的禮遇。為了統一事權，在大學士們的建議下，崇禎皇帝收回了賜給其他邊疆文武的尚方寶劍，專門只賜給袁崇煥一人，並明確允許他便宜行事，意思就是將決策權管理權全部下放給袁崇煥，允許他因時、因地、因事制宜，根據實際情況獨立做出決定。

從此，“五年復遼”這個頗為輕率的承諾，就成了真正的夢魘，沉甸甸地壓在了袁崇煥的心頭。後來，他做了許多努力，試圖為自己體貼皇帝而導致的失言拓展出一點回旋空間,結果他的每一個努力，都變成了新的繩索，將他束縛得更加牢固，無從理喻的帝國制度把他逼到了懸崖邊上。

袁崇煥熟悉熊廷弼。多年前，在第一次奔赴遼東前線之際，他曾經與熊廷弼有過長談；他更加熟知孫承宗的境遇，幾乎是耳聞目睹了孫承宗從高峰到低谷的全部過程。知道了這些之後，和熊廷弼一樣，袁崇煥實在不該輕信皇帝的真誠，不該輕易陶醉在皇家那沒有任何制度保障的寵愛與眷顧之中，不該再次回到這個無比險惡的帝國政治迷局之中來。在幾千年政治文化傳統中，皇家本來就具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與權力，而一切制度保障偏偏又全部都傾斜到了皇家權益一邊，對於民族中那些出類拔萃之才、那些志存高遠的仁人志士，從來都沒有在制度上觀念上予以保護的設置與設計，於是，打壓與殘害便成了他們時常需要面對的處境。這是私天下而非公天下的必然結果。事實上，僅憑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說儒家三綱五常那一套意識形態是一種真正混蛋透頂、狗屁不通的說教，我們就可以視那些維護此種說教的人為真正下賤的賤骨頭和民族心靈之戕賊，不管他們表現得多麽冠冕堂皇，多麽像正人君子。因為，我國歷史上所有涉及志士仁人的悲劇，幾乎全部與此深有幹系。

對此，袁崇煥並不是一點兒都沒有意識到。僅僅一年前，臨近被迫去職之際，袁崇煥曾經給皇帝寫過一封信，其中，十分沉痛地談道：

勇猛無畏地進擊敵人，則敵人必然仇恨；奮勇當先地屢立功勛，則眾人必定妒忌；任勞必然召怨，蒙罪才會有功；怨不深，政績就不顯著；罪不大，功勛就不能成；對於那些功臣能臣，誹謗信裝滿了皇帝的抽屜，毀他的謠言充斥了皇帝的耳邊，這一切，自古以來無不如此呵。

袁崇煥所說的所有這一切，的確真實地、歷時數千年地存在於我國的政治歷史之中。這一次，袁崇煥在應該可以理解的狀態下，不那麽慎重地做出承諾之後，再一次給皇帝寫信，信寫得同樣中肯而痛切：

帝國遼東事業，在漸進而不在突進，在務實而不在虛張聲勢。用人與被用之人，掌握在皇帝手中，怎樣才能夠用而不貳、信而不疑是其關鍵。駕馭邊疆文武和駕馭朝中諸臣大不相同。原因在於，邊疆乃多事之地，一日數驚是為常事；軍中可驚可疑之事更是特殊地多，故請求皇帝能夠只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瑕疵；責任重大，造成的冤家就多，於是，所有有利於封疆大事的，都會不利於做這些事情的人本身。何況被逼急了的敵人，也會從中實施離間之計，因此，做邊疆之臣實在很難。本來陛下愛臣知臣，臣可以不必這麽疑懼；只是其中關系重大，我不敢不讓您知道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