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萬歷皇帝猛回頭：清算張居正（第3/11頁）

尊主權——可以理解成尊重君主權力；

課吏職——對官吏職責高標準嚴要求；

信賞罰——賞罰嚴明獎勤罰懶；

一號令——統一思想統一號令統一行動；

以及裁汰冗員、整頓驛站管理、節儉開支、整飭邊防與軍隊、實行一條鞭法，乃至清丈土地等等，無一不可以作如是觀。

張居正著名的《陳六事疏》，被認為是“系統地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張”。實際上，仔細推究起來，這所謂“六大改革綱領”——省議論、振綱紀、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實在沒有一件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倒真實地反映出了張居正試圖恢復祖宗舊制的努力。

即便如此，仔細檢視當日之情形，應該說，張居正的這種努力，進行得相當艱苦卓絕，其程度還真的不亞於一場真正的改革。

原因是此時大明帝國已經走過了二百年漫長歲月，就像我們在以前的描述中所不斷看到的那樣，當年太祖創立的制度，如今大多演變得面目全非。而困擾中華帝國近兩千年的制度弊端，也在此時一一出現，其交織纏綿的結果，令種種弊害，更加積重難返。譬如，豪強富戶，“多依勢恃強，視佃民為弱肉”，表明新一輪的弱肉強食早已展開。而土地兼並也已經具有了濃厚的大明帝國特色——“有地無立錐而籍田逾頃畝者，有田連阡陌而版籍無擔石者。”意思是，有的百姓窮得無立錐之地，卻在官府的賦稅名冊上記載著百畝以上的納稅額度；而土地極多的大地主，反而在官府沒有記載，也就是說不需要納稅。於是，許多農民“拋荒田產，避移四方”。

在我國歷史上，一般說來，這種情況一旦出現，便大體上意味著社會動蕩不安，官吏瀆職自肥，而國家財政狀況則窘迫日深。

這種病態的情形，在張居正執政之初的各種文字中反映極多——“生民之骨血已罄，國用之廣出無徑，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張居正的憂慮十分真實，民脂民膏已經被榨幹了，若沒有更好的辦法，則“元末之事可為殷鑒”，元朝覆滅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

那麽，怎麽辦？張居正認為：“非得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顯然，張居正是以這種“磊落奇偉之士”來自我期許的。

平心而論，在獲取權力的過程中，張居正的作為遠非無可挑剔。但若在一個更大的時間段中考察，譬如觀察其十年釋放權力的過程，又讓人很難懷疑張居正憂國憂民、竭心盡力治理好這個國家的政治善意與真誠。在他的目的與手段之間，於其同時代人來說，無法容忍的地方恐怕不在少數。而對於今日之讀者，則充滿了難以捉摸的吊詭之處。未來，張居正令人扼腕的命運，可能就是這樣導出的。

為了“大破常格，掃除廓清”，張居正采取的手段很絕，相當獨特而出人意料。他沒有像太祖朱元璋那樣大刀闊斧地清算貪官汙吏、豪門富戶，而是在執政不久，力道很強地推出了一個“考成法”。如果說十年萬歷初政有什麽富有創意的新鮮做法的話，大概這個“考成法”可以算在其中。

公元1573年，即萬歷元年，張居正上《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他認為：“天下大事，困難之處不在於立法，而在於有法必行；不在於說些什麽，而在於說出來就一定要有效果。”遂制定考成法。

考成法規定：帝國中央六部與都察院將所有應辦之事，按照道路遠近、事情緩急，規定出完成期限，然後分別在三套賬簿上記錄在案。一套留在部、院存底，一套送六科監察部門以備注銷，一套報呈內閣查考。中央六部與都察院對於所有承辦官員，每月檢查一次，完成一件則注銷一件，未能按期完成者，須如實申報，否則以違制罪論處。六科監察部門稽查六部執行情況，每半年上報一次，並對違限者提出處分意見。內閣則稽查六科，並對違限與欺瞞者予以懲處。

粗粗看去，這套官吏考核制度很像今天廣為人知的“績效考核制度”。

萬歷元年十一月，當張居正集皇帝、內閣與司禮監各種大權於一身，雷厲風行地予以頒行時，所達到的深度與廣度均十分罕見。在其當日，可能是全世界最嚴密、影響最大的一套官吏績效考核體系。

半年後，萬歷二年六月，按照這套制度考核並完成任務的一批兵部官員，已然受到賞銀、提級與加薪獎勵。再過半年，萬歷三年正月，五十四個官員則受到停發工資三個月的處分，涉及未能按期完成的工作事項二百七十三件，其中，包括一批省級行政官員與監察官員。

此後，在一批批官員受到獎勵的同時，也不斷有人受到扣工資、降級、強迫退休、開除公職等處分。譬如，萬歷五年十一月，有四十八個各級官吏，被一次性勒令致仕閑住，即強迫退休。於是，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姑息、百事推諉的狀況大為改觀，帝國萎靡不振的官場“中外凜凜，毋敢以虛文支塞”——朝野內外兢兢業業，沒有人敢於用虛話、套話應付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