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五、第二次直奉之戰（第2/4頁）

首先倒戈的直軍是把守九門口的第十三混成旅旅長馮玉榮，他所部不戰而退。吳佩孚這才於10月11日晚9時，乘坐討逆軍總司令專車，由北京正陽門出發，直馳山海關。討逆軍總部人員隨行，還有外國觀戰武官和新聞記者100余人隨車前往，聲勢之浩大，在民國初年內戰場面中，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當吳佩孚上前線時，也正是北京城內謠言滿天飛的時候，前方戰報多不利於直軍，有傳第一軍司令彭壽莘陣亡，有傳某軍嘩變，可是這都是不可靠的消息。

13年10月12日上午4時半，吳佩孚的專車抵達山海關，停靠於長城墻傍，吳佩孚即率幕僚和衛兵急馳前線，登長城視察戰況。這時直奉兩軍激烈鏖戰，隆隆大炮震動大地，硝煙冉冉上升。

吳佩孚上前線的消息，遍傳直軍，對軍心士氣有極大的鼓舞，而通奉的馮玉榮聽說吳已到達前線，遂畏罪自殺。吳遂直接調遣十三混成旅，另築陣地穩住了陣腳。

討逆軍總部在吳親赴前線後，遂設於吳的專車上。吳總部的直屬部隊則張營帳於車站內。吳每天早起偕同參謀長以下僚屬四出視察，有時則乘坐渤海艦隊司令官溫樹德所率領之旗艦遊弋海上，指揮海軍炮擊葫蘆島。只是因為海軍不夠配合，所以不能收奇襲之效。於是改變作戰計劃，傾其全力對付奉軍右翼，令後援軍總司令張福來率重兵恢復狹隘的九門口，張福來軍經過激烈戰爭，使榆關的戰況漸趨有利。

奉軍在秦皇島上空展開空襲，奉軍飛機四架、七架的編隊，不斷盤旋轟炸，但損害並不嚴重。奉軍之所以向秦皇島空襲，因為秦皇島是直方的海軍集中地，當時在秦皇島海面停泊了不少艦隊，計有直軍的渤海艦隊六艘及運送海陸軍的運輸船20余艘，此外還有外國軍艦20余艘，舷舵相望，桅檣林立。岸上則大軍雲集，往來緊張。

吳在前線督戰時，對於馮玉祥的行動頗為注意。馮本人在懷柔按兵不動，有坐觀成敗之勢，吳命參謀長張方嚴電催各軍急赴前線，張給馮玉祥一電，為了加強語氣所以在電文後加了一句：“大局轉危為安賴斯一舉。”這本來是普通的加強語氣句子，可是在微妙的時候，這句話就有了問題。馮玉祥雖然已和奉張暗通款曲，但他確有坐觀成敗之意，他要看直軍有了敗兆才敢動手。吳上前線後，馮是猶豫的，他怕吳在前線打了勝仗，他一發動，吳率師回京平亂，他就完了。所以他在待機而動，所得情報來自直軍總部的，是勝利在望；來自日方的，則謂直軍不利，前線危急。當他收到吳的參謀長來電催促進兵時，他認為直軍失敗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乃下了決心“倒戈”。移後方作前方向北京回師，在吳佩孚後方放了一把火。

13年10月23日的傍晚馮玉祥率軍退出陣線，回師北京，直奉戰場形勢大為改變。

24日晨，吳佩孚尚不知後方突變，他好整以暇地率僚屬赴九門口督戰，直軍前線士氣轉旺，奉軍攻勢曾受阻遏，戰局頗有轉機。中午時分，吳佩孚的日籍顧問岡野增次郎先後接到來自北京和天津打來的最緊急電報，內容大同小異，均言“討逆軍第三軍司令馮玉祥等於二十三日下午六時退出戰場，未經槍戰即攻入北京，發動政變，曹錕總統已失自由，北京情況不明，醞釀巨變。”電報中所列參加政變人士均為直系巨頭，包括馮玉祥、王承斌、王懷慶、胡景翼、孫嶽等。

岡野增次郎接到這些電報，立即往見吳的紅人、總部政務處長白堅武，把電報給白看。當時情報非常混亂，謠言滿天飛，所以白堅武見到這幾份電報，頗為懷疑。他認為馮玉祥叛變是可能的，但是叛變的陣容如此大，而且這些人各有各的背景和打算，似乎不可能結合在一起，因此判斷這些情報靠不住。白堅武的政治警覺性實在不夠高，岡野見白堅持己見，所以也不和白爭辯。

吳佩孚從戰線上回到秦皇島總部，岡野乃把這些電報呈請吳核閱，同時注明某電是日本公使館所發，某電是北京日本守備隊所發，某電是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的公報，因此可靠性非常確實。

當時，北洋軍閥多有日籍顧問，即以直奉二系而論，張作霖有日本顧問，吳佩孚也有日本顧問，直奉軍雖然作戰，顧問與顧問間有聯系，顧問與日本公使館和軍方有聯系，而日本公使館又與各地的使館有聯系，這一來，日本人對中國各地以及大軍閥動態均了若指掌。他們押注不在一方，敵對雙方均有連絡。其實張作霖也好，吳佩孚也好，民族觀念均極強，不完全受日人挾持，可是日本人為了他的既得利益，必需和中國實力派有所勾結。

當吳佩孚看到岡野的電報，他立刻相信有這種可能，因為他對馮玉祥並不信任。據說，他當時對岡野和他的幕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