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吳佩孚衡陽撤軍（第2/3頁）

吳氏由長沙啟碇，於廿九日上午抵嶽州，僅帶騎衛隊廿四名，登岸入城，以鎮署為行台。午餐後與地方各長官步行至嶽陽樓上參觀名勝，隨即繞道遊視城垣，至西門新修處（系前歲直軍攻嶽時以轟城炮擊倒傷斃數百人之處），吳氏觸目驚懷，回行台後，諭軍需處備具祭品，於卅日就嶽陽樓開追悼會，奠祭直軍死義將士，至卅一日午前，直軍大隊人馬數近二萬人，由嶽到鄂，一片人影，滿布江中，俱向劉家廟登陸，吳氏則押軍後行，所有省垣各機關各法團領袖，均預先渡江赴劉家廟迎迓。至下午一時，吳氏到漢，傍晚由王督軍歡迎過省宴敘，其所帶軍隊則暫住劉家廟車站。

吳氏離湘之初，原擬抵漢後俟所部到齊將車輛等部署粗定，即輕車簡從先行北返，嗣以湘中風雲驟變，南軍進占吳氏前駐各地，尤應請命曹錕再定行止……。政府因即去電敦促即日北上，而吳氏則以無款開發船價及交通部不撥車輛為搪塞之計，依舊屯駐漢口。蓋靜以觀變，別具深意也。

吳軍滯留漢口，久而不發，因之謠言蜂起。而政府以吳氏按兵武漢。實足引起各方之猜忌，直接促歸無效，即電由曹錕轉飭速行。吳氏迫不得已，乃派其參謀長赴汴與趙倜密商，擬將吳部暫駐信陽、許州、鄭州等處，其欲暫駐豫境之原因，即以皖派舉動可疑，暗中已有出師籌備，必將軍隊分布豫境，則北貫京畿，南扼武漢，京漢道上必非皖派所得問津矣。吳軍駐屯豫境之計劃既與趙倜雙方商妥，遂於六月七日晚由武漢起程。八日抵鄭，共到五列車，駐劄地點之支配則以三師全部駐鄭州，第一旅駐許昌，第二旅駐駐馬店，第三旅分駐順德、磁州，騎兵團駐黃河橋，步兵八團駐新鄉縣，沿途旌旗滿目，帳幕相望，軍容甚盛。”

吳佩孚在衡陽吵著要撤兵的時候，段祺瑞當然認清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這不止是撤防問題，而是直皖兩系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問題。所以段也有他的安排和打算。

早在9年4月下旬，駐防陜西的奉軍許蘭洲部忽然移動到華陰、潼關、觀音堂一帶。這個行動使段懷疑是奉軍有企圖移向河南平原，以策應直軍北進，因此指使陜西省長劉鎮華派兵偷襲奉軍。劉鎮華的軍隊是鎮嵩軍，他奉到段的命令後，即向奉軍挑釁，只因鎮嵩軍兵力並不雄厚，所以沖突未擴大。

5月17日，段在團河召集秘密會議，作了一系列的軍事布置。一面召回徐樹錚，並將全部西北邊防軍調回北京附近，一面決定自己出馬擔任川陜剿匪總司令，率領邊防軍一三兩師向陜西出發，討伐陜南民軍和川滇靖國軍。為了提防靳雲鵬在北京搗鬼，準備派其為副司令或參謀長，令其隨軍出發。這是一條“聲東擊西”的妙計，真正目的並不是向陜西出兵，而是準備在鄭州設立總司令部，首先驅逐河南督軍趙倜。然後派軍防守京漢路南段，阻斷直軍的歸路。如果直軍打算強行通過就在河南平原予以迎擊。段祺瑞認為在河南平原與直軍作戰，不但北京根據地不致受到戰火的威脅，而且山東、安徽兩省的皖系軍隊可以側擊直軍，這是如意的算盤。使這個如意算盤落空的因素，是當段帶兵出征陜西的消息傳到關外，張作霖立刻借口邊防軍出動，北京防務空虛，要求準許奉軍入關“拱衛京師”。如果北京真的由奉軍拱衛，則北京的“正戲”便由張作霖來唱了。因此段這個想爭取主動的作戰計劃，就因為“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而被迫放棄。

吳師在武漢逗留期間，王占元接濟了軍費60萬元，其中40萬元還是王占元從私囊中提出來的。由於京漢路車輛缺乏，直到6月5日才由漢口分批北開。8日抵鄭州，13日在鄭州發出一個爆炸性的電報，分致反皖的八省聯盟各督軍，內容是：反對安福系包辦上海和會，建議召開國民大會解決一切問題。這是吳佩孚第一次公開建議召開國民大會的電報。這個電報之所以具有爆炸性，在於這個建議不是任何軍閥所能接受的，不但張作霖看了大為生氣，就是吳的上司曹錕也搖頭大不謂然。所以在反皖的八省同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感，認為吳佩孚官卑職小，態度狂妄。

北方反段的軍人雖然不滿意吳的狂妄，可是為了直皖戰爭爆炸在即，吳是一個肯打硬仗，而其軍隊又能打仗，所以對吳的過分言行，只好隱忍於心。

吳這通電報得到南方人民團體的熱烈歡迎。

吳佩孚將其主力布置在河南，北方風雲為之變色。奉軍為了暗中策應直軍，所以也零零星星地分為三營五營開進關來，6月10日駐獨流鎮的奉軍四營，經過天津開往廊房。

曹錕也於6月10日派兵監視德州兵工廠，並以德州為直軍右翼的前哨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