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五四”愛國運動（第4/10頁）

章宗祥被學生痛打了一頓，頭青面腫，腰酸背痛，住進醫院擦傷消毒，一肚子委屈。這時已有許多朋友前來慰問，他覺得既無顏又無趣，一方面托朋友將他被毆情形呈報中央，然後半發牢騷，半是解嘲地說：“中國從前清起就一直是借外債，借外債既不自我開始，更不是我一人經手，何況今日借債，自有總統總理負責，我不過奉命行事，首當其沖，現在竟因此指我賣國，真是太冤枉了。我出力借債是為了擁護段合肥的武力統一政策，怎知帶兵的將軍領了軍餉歸入私囊，今日要開拔費，明日要特別費，外債借了就光，國家依舊分裂。如果要追究責任，真正禍國的是這些武人。可是這班年輕學生卻根本不能深入看問題，徒憑血氣之勇，加罪於我，我姓章的無兵無勇，太好欺負了，實在令人痛心！”

曹、章受辱的正式報告恰和吳炳湘的報告一同送到政府，因此才有大總統下令將逮捕的學生送交法庭懲辦。這一來學生自不肯甘休，北大校長蔡元培宣告辭職。

全國各地泛起了支援北京學生的呼聲，北京商會、農會、國民外交協會、山東旅京同鄉會、上海和平團體、商業團體以及全國各地支援學生的函電如雪片一樣飛來。

尤其是在上海的南北雙方議和代表均有電報，南方總代表唐紹儀電雲：

“北京徐菊人先生鑒：頃得京耗，學生為山東問題，對於曹、陸、章諸人示威運動，章仲和受傷特重，政府將擬學生死刑，解散大學。果爾，恐中國大亂從此始矣。竊意學生純本愛國熱誠，胸無黨見，手無寸鐵，即有過舉亦可原情。況今茲所爭問題，當局能否嚴懲學生，了無愧作？年來國事敗壞，無論對內對外，純為三五人之所把持，此天下所積怨蘊怒，譬之堤水，必有大決之一日。自古刑賞失當，則遊俠之風起。故欲罪人民之以武犯禁，必懲官吏之以文賣國。執事若不能以天下之心為心，分別涇渭，嚴行黜陟，更於學生示威之舉，措置有所失當，星星之火，必且燎原，竊為此懼，不敢不告，幸熟裁之！”

北方總代表朱啟鈐也有一電拍給國務院錢能訓總理：

“錢總理鑒：北京大學等各校學生，聞因青島問題，致有意外舉動，為維持地方秩序計，自無可代為解說。惟青島問題，現已動全國公憤，昨接山東省議會代表王者塾等來函請願，今日和平會議開正式會，已由雙方總代表聯合致電巴黎陸專使及各專使，代陳國民公意，請向和會力爭，非達目的不可簽字，已將原電奉達。各校學生本系青年，忽為愛國思潮所鼓蕩，致有逾越常軌之行為，血氣戾事，其情可憫。公本雅尚和平，還請將被捕之人迅速分別從寬辦理，以保持其愛國之精神，而告誡其過分之行動。為國家計，為該生計，實為兩得之策。迫切陳詞，伏維采納，不勝企禱之至！”

這就是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

（附錄）曹汝霖的自白

曹汝霖以親日起家，亦以親日賈禍。民國七八年時，提起“曹陸章”三人，莫不目之為賣國賊。而五四運動，萬人所指即以曹、陸為對象。五四運動為近代史之重要一節，曹汝霖身當其沖，其晚年曾撰回憶錄，其中記敘五四一幕頗詳。對自己頗多回護，但大部分尚近事實，且有外間所不知之秘聞掌故，故仍不失其史料之價值也。特抄如下：

自黎元洪被迫解散國會後，議員紛紛南下，以護法為名，在廣東軍政府開臨時國會，留北者寥寥無幾。北京不得不另組政團，選?大總統。於是在東城安福胡同設俱樂部，到處征集會員，預備成立國會，主其事者為王揖唐、曾雲沛。徐又錚因現役軍人，不便出面，在幕後主持，世稱為安福系。當時揖唐曾勸我加入，且說將來可推為議長，我無此野心，且對黨的問題，向無興趣，手下又無嘍羅，遂婉謝之。後又勸梁燕孫（士詒）加入，許以參議院議長。時燕孫正在奔走南北和平，若能成功，其聲望豈非可駕合肥（段祺瑞）河間（馮國璋）而上之。有此野心，正合孤意，遂欣然加入。安福系既無綱要，又無組織，後成立國會，王揖唐自任眾議院議長，以梁燕孫為參議院議長，安福系分子龐雜，各謀私利，議長名為公舉，早已自己派定，不但說不上政黨之雛形，真是名副其實的一團糟，我深幸始終未嘗沾染。

安福系雖無黨魁，皆唯合肥之命是聽，惟梁燕孫異軍突起，另樹一派。一個政團，而有兩派，何能合作。然選舉大總統，河間又想一登寶座。大家一致推重合肥，合肥辭而主張舉北洋元老徐東海（世昌），眾無異議，即梁燕孫亦贊成。河間自知聲望不能與東海爭，遂未競選，選舉徐世昌為大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