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六、徐樹錚西北籌邊（第3/7頁）

在段系中，靳雲鵬和徐樹錚是不合的，因此靳內閣當然不願意見到徐樹錚在蒙事上立功。陳毅以為外蒙撤治交涉，始終是自己一手經營，當然不願徐樹錚幹涉，所以陳當於收到靳閣20日來電後，立即復電詢問國務院：“前送條件，徐使曾否得閱？”

徐樹錚當然知道這個秘約，所以他於11月1日電告北京，對於六十三條件表示有“七不可”。同時要求待他召集一個會議研究後再作決定。靳雲鵬對徐電大為反感，提交國務院會議時，靳認為此案已經閣議通過，就唯有決定去做，不可出爾反爾，自損威信。並且對徐要召集籌邊副使等開一個會議，認為籌邊會議只可在邊防範圍內討論問題，而外蒙撤消自治案，已經政府交給陳都護專辦，就不必他人越俎代庖；至於後果如何，等辦理後再說，縱有不便，再行取消也沒有損失。靳且指示照他的這番意見電告陳毅。

原來，陳毅的秘書黃成垿攜帶六十三條密件到京時，徐樹錚尚在北京，黃到後六七天，陳毅有電給徐樹錚說：“黃成垿有秘密要務赴京，到時祈面晤”。可是黃成垿由庫倫動身時，陳毅又曾囑咐黃避免見徐，不要讓徐知道此事，所以黃在北京盡量避免見徐。有一天黃在國務院碰到徐，黃不知陳毅有電給徐，所以見到徐時支吾其辭，只是說這趟是因私事請假赴奉天，陳都護囑就近到北京來催隊伍。

徐樹錚於10月23日由北京啟程赴庫倫，動身前一天，往謁徐世昌，大徐問及小徐有關外蒙古撤治事，小徐答稱沒有見到原案，大徐即令他向國務院秘書廳去調卷，卷調來後，原來是陳毅送來的秘件，上面有外交部所加的簽注。徐因系奉總統命令，所以攜帶該件北行，10月29日抵達庫倫。陳毅並不知道他送去北京的全案已在徐樹錚手中，所以對徐尚支吾其詞。而徐則於11月1日電告北京反對這份條件，認為有七不可。

這件案中，陳毅不希望徐樹錚介入，是認為已成的功勞不願徐分享。國務總理靳雲鵬則因與小徐有夙怨，自不願見小徐立功，所以搞得非常復雜。

陳毅可能不懂利用王公和喇嘛之間的矛盾，達成政治上收回外蒙主權的目的，他只是很呆板地和車林商討辦法，所以《外蒙善後條例》簡直就是陳毅幫忙蒙古王公向中國“爭取”自治，而不是“撤消”蒙古自治。當時外交部對這個六十三條的批評是：“如就條件全文加以研究，則名義上政府雖收回統治之權，仍屬有限制。外蒙雖有取消自治之呈請，而按之條件，自治之精神與基礎仍屬照舊存在。……至於對俄國各條……則俄國在外蒙一切利益，並未因之受有損失。”

徐樹錚也向政府就此條例作如下的建議：

“陳使所擬外蒙撤消自治善後條例，中有不妥之處，擬俟恩副使不日到庫會同熟商，昨經陳明在案。茲先將管見所及，及連日采訪蒙人言論，陳請鑒核。

查原件共六十三條，其紪纇之大而顯著者，約有數端……蒙在元金之際，雄武甲歐亞，而一蹶不振，極於今日，病在宗教限嚴，人口不昌，又土地屬人私有，不能以政規法令，使民服習，逐漸昌盛其事業。利棄於地，日即窮困，所謂窖金而食脫粟，政府亦無如之何也，治蒙之要，既欲導之富庶，被以文化，即不得不漸有興革；縱不宜強拂舊習，要必預留相機因應地步。此項條例乃舉其歷來錮疾，更從而護以重障，是不撤自治，尚可於中國領土名義之下，因勢利導，權宜措施。既撤之後，反無術可進以文明，是曰堅固蔽之障，不可一也。所貴乎撤消自治者，非貴乎其名也，貴乎政府獲設治之實耳。今則政權統於中央，不過首條中籠統語，而余數十條皆增重蒙古王公把持之力。或慮深言之蒙人不應，故姑從其情以誘之，然後施以強力，以期得志。抑知國家行大政，胡可詐騙從事？伊古以來，又豈有詐騙而能久者？是曰乖輕重之宜，不可二也。撤消自治之後，關稅如何改定？財政如何整理？農商礦業如何振興？一未計及，但言王公紮薩克喇嘛歲俸念經等費，率由政府支給。樹錚誠愚，不知從何處支給？若曰取之於蒙，則蒙民既須供應中央，而喇嘛王公之權存在，自必照舊供應，以蒙民之困苦，寧忍更令增此輸納乎？若曰取之帑儲，則今日帑儲之窮，自顧且不暇，何暇顧蒙？恐今日制定條例，明日即失去政府威信，蒙情乃他向矣。且帑儲即有余力，亦無輦金而瞞漏巵之理。是曰戾財政之情，不??三也。……夫誘掖蒙人撤消自治，美名也；展開地方，浚發民智，美事也；得名而有益於事，美之美者也。若徒鶩虛名，而不審其於事有礙，非謀國之至者也。樹錚料理軍事而來，本不願妄有瀆議，惟邊防所寄，亦不應懈職責，專志一意，惟以國家疆域蒙民利樂為念。謹用略陳所懷，上煩聰聽，如有百分之一稍可采納，擬請飭下陳都護使及各副使另擬簡括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