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督軍團和公民團大鬧北京（第3/5頁）

黎本擬通電各省省議會、商會及各團體征求對參戰問題的意見。黎知道全國各地的這些團體都是反對參戰的，因此想利用“民意”來對抗段的“軍意”，借以壯大自己的聲勢。他手下有些策士（非軍事幕僚）認為這樣做將使北京政府陷於極端嚴重的危機，黎便有所顧慮而不敢發出這個電報了。

5月6日，段偕同各閣員到公府，請黎在擬就了的關於對德宣戰案的咨交國會文上蓋印。黎說：“這個問題關系不小，我們應當多加考慮。”範源濂又首先站起來當面指斥黎“優柔誤國”。他抑制不住十分激動的情緒，在說完了這段話之後，竟然暴跳如雷地沖出去，因為用力太猛，關門時竟把門上的玻璃震碎了。接著，段默不發言，悻悻地不告而去。黎也不說一句話，示意把印蓋好，將原件交與張國淦帶回國務院。

黎立刻找司法總長張耀曾單獨到公府談話。黎問他：“國會不通過參戰案，他們能不能解散國會？”張回答說：即使解散國會，也應召集新國會，通過宣戰案後，才能公布執行。但是《約法》並無解散國會的規定，違反《約法》就等於謀叛。”黎不禁神情旺盛地說：“對，謀叛就是造反！”此時黎把他的一線希望寄托在國會上，因為國會中為數不少的政學會議員和他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同時他又知道段的外交方針在未提交國會之前首先取決於軍事會議，並且指使督軍團對國會采取表面聯絡而意在威脅的行動，已經引起了國會方面的很大反感，除研究系外，各黨派議員都不甘心做段的工具，看上去參戰案有難於在國會通過的趨勢。

5月7日，對德宣戰案提交到國會表決。

5月8日，段在國務院邀請國會各黨派主要人員108人舉行談話會，解釋對德問題的四個疑點：第一，說明俄國發生革命，俄、德單獨媾和的謠言沒有根據；第二，保證參戰後對日本沒有秘密外交，中國政府並不偏重一國；第三，對德宣戰後中國沒有實際戰爭，全國無施行軍法的必要；第四；德國現已轉攻為守，沒有取得最後勝利的可能。

當天晚上，國會中各黨派紛紛開會討論對外交問題所應采取的態度。憲法研究會（研究系）決定同意政府對德宣戰的政策，益友社反對無條件地對德宣戰，政學系反對和贊成的兩派旗鼓相當，表決時反對派僅多獲數票勉強超過半數。事實上國會對參戰問題意見非常混亂，除研究系旗幟鮮明外，沒有一個黨派能夠有堅定不移的主張，也沒有一個黨派能夠有全體一致的主張。

正在這時，張勛忽然來電說，內閣及軍事會議所決定的外交方針不能變更，如果國會反對，就要采取最激烈的方法對付國會。

5月8、9兩日，北京城忽然出現了“五族公民”、“陸海軍人代表”這些光怪陸離的隊伍，手持白布小旗，在象坊橋國會附近一帶蠕蠕而動。10日下午，眾議院舉行全院委員會審查對德宣戰案時，這些“公民團”從四面八方聚集有2000余人，看見議員走過，就投以各種各色的“請願書”和“警告”傳單，議員如果拒不接受，就被他們拉下車來施以毆打，當場受到毆打的有鄒魯、呂復、田桐、陳策、吳宗慈、郭同等10余人，田桐受傷最重。“公民團”推舉代表張堯卿等到眾議院樓上議長室會見了議長湯化龍，要求在秘密會議上允許他們列席旁聽，湯以不合議場規則加以拒絕。他們公然威脅國會必須當天通過政府提交的對德宣戰案，否則“公民團”對國會和議員將采取激烈手段，請大家慎重考慮。眾議院門外布滿了武裝警察，議場的四面便門都有佩帶手槍的警官把門警戒，對議員們加以“保護”。被保護的議員都被禁止出外，而“公民”代表們卻可以出入自由。

議長打電話到處求救，電話一直打到總統府和國務院。總統說：“已請段總理即刻處理這件事。”國務院回答說：“總理已派警察總監吳炳湘即刻到國會來處理這件事。”“保護”國會的警察和憲兵們，和“公民團”彼此不相侵犯。在外面指揮“公民團”和走進會場裏自稱為“公民代表”的，是陸軍部咨議和差遣張堯卿、劉世均、劉文錦、趙春霆、吳光憲、趙鵬圖等，還有眾議院技士白亮、中華大學校長孫熙澤。有人看見國務院參議陳紹唐乘坐汽車往來指揮，還有人看見靳雲鵬、段芝貴也曾到場指揮。至於那些搖旗呐喊的“公民”們，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城裏的軍人和警察，大部分是乞丐、杠夫和失業遊民。

下午2時半國會開會時，無論任何黨派的議員都以十分忿怒的心情，主張段內閣如果不解決這個突發事件，就不討論對德宣戰案。因此，全院委員會改為大會。大會開會時，議員張伯烈首先提議請內閣總理、內務總長、司法總長三人到會，質問北京秩序是否尚能維持。這個提議立刻獲得全場一致的通過，議長就分途打電話請段等出席，一面宣告停會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