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督軍團和公民團大鬧北京（第2/5頁）

5月2日，段在迎賓館邀請兩院議員舉行茶會，要求通過對德宣戰案。參議院議長王家襄表示，此案提到國會來，兩院議員一定本良心上的主張，來履行代表國民的神聖職責。段請眾議院議長湯化龍表示意見，湯用手指搔著頭皮，不知怎樣回答才好。段就舉杯請大家略用茶點而散。

當天下午，日、英、法三國公使在法國公使館舉行會議後，即電約外交總長伍廷芳在迎賓館見面。日本公使林權助代表各公使發言，表示協約國願以誠意與中國政府商議中國參戰後應得的權利，以釋議會之疑。林權助又於同日以代表各公使的身份謁見黎，表達此意。

同一天，段派王寵惠到上海疏通反對宣戰的孫中山和唐紹儀等。

對德宣戰案原定於4日提交國會。根據當時的觀察，國會中各黨派的趨向，政學會反對參戰的議員本來占有多數，但是由於該會領導人參加了內閣，不便堅持反對；研究系議員是全體贊成參戰的；益友社的意見不一致；丙辰俱樂部的反對傾向較為明顯。大體上，各黨派對於這樣一個有關國家的重大問題並不熱心研究，而只是以黨派和個人的利益為出發點來決定自己所應采取的態度。段為了壯大自己的聲勢，又請各督軍於5月4日假迎賓館疏通議員。因此又將該案延緩提交國會。

5月4日，以王占元、張懷芝、孟恩遠、李厚基、曹錕、趙倜、閻錫山、倪嗣沖及各省督軍代表的聯合名義邀請兩院全體議員赴迎賓館舉行招待會，到會議員400余人。督軍團公推善於詞令的李厚基致詞。他說：“我本人當初就是一個反對對德宣戰的。譬如一個醫生，在沒有了解病人的病情以前，作不出正確的診斷來。我們到北京後，經過‘望、聞、問、切’，就知道中國有對德宣戰的必要，而且不應當先提條件然後決定參戰。譬如我們有朋友和仇人打架，我們先向朋友索取一筆報酬才肯助以一臂之力，這個道理是講不通的”。議員由湯化龍代表兩院議員致答詞說：“李督軍的話，可供同人參考。軍人與國會接頭，這還是民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現在軍人也居然認識國會，並且重視國會了。當然，國會對軍人的意見也應予以重視。關於外交方針，全國應當一致，不能像一條頭向東尾向西的蛇一樣，蛇尾沒有眼睛，是會把蛇身導向火坑的。此案未經討論，我不能代表同人發表意見，但是我可以代表同人感謝各位督軍認識國會和重視國會的盛意。”

就在督軍團招待國會議員的同一天，段又指使各督軍到公府見黎，想利用督軍團的聯合聲勢威脅黎，嗣後不得再阻撓內閣關於外交問題的決定。這次又是倪嗣沖首先開口，重復著他逢人便說的“只有對德宣戰中國才能立足於國際舞台”的老調。黎知道他們是受了段的指使，在威脅國會之後進一步地跑來威脅他，因此他的滿腔怒火實在沒有方法按捺下來，當面痛斥各督軍不應擅離職守跑到北京來開會，不應以軍人的身份闖入國務會議場所幹預國政，不應擅自成群結隊與外交團直接周旋。他氣忿忿地說：“宣戰媾和是本大總統的特權，不許你們侵犯，你們責在守土。”

當倪嗣沖提到“各國公使都希望我們參戰”的時候，黎的氣就更大了，他大聲地怒吼：“你是省長，憑什麽資格和外交團說話？”倪又強辯他這次到北京來是奉召參加軍事會議的，不能算是擅離職守。黎怒斥說：“你是省長，憑什麽資格參加軍事會議？”

這是北洋軍人首次受到的厲聲呵斥。當袁世凱權威極盛的時期，總是慣於用好言好語和高官厚爵羈縻他們，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素稱寬厚慈祥的黎會給他們這樣大的釘子碰。究竟總統是一國的元首，他們受了氣也還不敢當面挺撞，只得諾諾連聲地退出來。

當天晚上，公府舉行小圈子的秘密會議，討論怎樣對待專橫跋扈的段。黎的軍事幕僚都說，今天總統的脾氣發得真好，這一來可使這些老粗們不敢再來欺負總統。黎自己也覺得他的脾氣不應當老是悶在肚子裏，發出來是有好處的。

同一天晚上，另外一個小圈子的秘密會議在府學胡同段寓舉行。段也覺得局勢很嚴重，總統和國會兩關都不容易打通。他認為黎予督軍團以難堪，言下不勝憤慨。此時傅良佐站了起來，大聲地說：“沒有大不了的事，總統不蓋印，就驅逐總統！”國會不通過，就解散國會！張國淦認為這不是辦法，一切問題應當在軌道上進行。段考慮了一下，也就接口說：“對，我們應當按軌道辦事！”

段的軌道不是別種軌道，而是袁世凱的軌道，就是武力威脅與偽造民意雙管齊下。他指使各督軍策動各省人民團體，發表向政府請願提早對德宣戰的文電，因此，各省“人民團體”紛紛發出來這類的電報，幾乎是千篇一律的文章，使人聯想到袁世凱在表決國體時期發動各省通電一致贊成君主制的舊時情景。所不同的，只是段的手法更欠高明，有些上海“人民團體”的電報是從北京電報局發出來的，而從上海電報局發到北京來的，卻是上海商會和各團體反對中國參戰的電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