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七、洪憲余波（第2/5頁）

自帝制取消後，過去陷害國民黨的特務們，忽然負起了監視帝制禍首的新任務。懲辦籌安會六君子以謝天下之說大熾。達官要人均大難來時各自奔，紛紛出京避難。報載楊度畏罪先逃，這是小看了楊，他一直端坐在豐盛胡同私寓，在一片索債聲中，過著苦難日子，國史館員向他索薪，泰來洋行向他討修房子的工款。

5月1日京津《泰晤士報》記者訪問楊度，楊仍縱談大勢，一如平常。記者形容楊態度安閑，詞意堅決。楊說：

“政治運動雖失敗，政治主張絕無變更。我現在仍是徹頭徹尾主張‘君憲救國’之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減。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孫、黃主張共和，我則著論反對。我認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藥石，人民諱疾忌醫，實為國家之大不幸。………除君憲外，別無解紛救亂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變再變，我則始終守著本位。但我們友誼未變。……國體問題，我應負全責，既不委過於他人，亦不逃罪於遠方。……報載我已‘竄’，你看我竄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願赴法庭躬受審判。……且退一步言，政見不同，亦共和國民應有之權利。”

懲辦帝制禍首是在7月14日以黎元洪大總統名義發布的命令。禍首名單只有八人，就是楊度、孫毓筠、顧鰲、梁士詒、夏壽田、朱啟鈐、周自齊、薛大可。原來這個名單也是幾經修改補充的，護國軍方面提出禍首名單是13名，後來人稱這13名為“十三太保”，那是“洪憲六君子”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加上“洪憲七兇”朱啟鈐、段芝貴、周自齊、梁士詒、張鎮芳、雷震春、袁乃寬。老實說，參加帝制活動的，怎麽會才止這13人，不過護國軍方面認為袁是罪魁禍首，巨頭已死，不必牽連過廣，只要象征式地懲辦一下，以對全國人民有所交代就行了。

雖然只是象征式，可是北洋方面因為帝制禍首和他們是有血肉關系的，所以名單的決定就很困難。

照理，所謂罪魁禍首，應該是變更國體，制造內亂的國事犯，然而當北京政府研究禍首名單時，首先是袁克定從彰德打來急電，替雷震春、張鎮芳乞情。於是這兩個名字便從名單上剔出了；接著馮國璋自南京來電替段芝貴求情，而李經羲則力保嚴復和劉師培，強調這兩人是當代不可多得的人才，於是名單中又少了這三位；又有人向段祺瑞建議，李燮和和胡瑛曾是同盟會會員，為了對國民黨表示好感，通緝名單中不必列國民黨方面的人，因此又少了兩名；最後為了袁乃寬是袁世凱的族侄，所以也被取消，這樣一來，“六君子”只剩楊度和孫毓筠，“七兇”只剩朱啟鈐、周自齊和梁士詒三個交通系的領袖。而原來所謂十三太保的名單變成了“五太保”了。在決定五名禍首名單時，也有人替梁士詒求情，說：“加入此人，則金融界將起莫大之恐慌。不如留下他將來替政府籌款。”黎元洪大不謂然，他生氣地說：“那麽，我們不如幹脆不下懲辦禍首的命令吧！”

由於名單上禍首名字越來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覺交代不過去，才很勉強地加進了顧鰲、夏壽田、薛大可三名非首要分子。老實說罪魁禍首隨手拈來不計其數，如果顧鰲等三人都算數，這張名單可以達五百人了。所以懲辦禍首，在北京政府方面只是敷衍塞責，通緝令也是通而不緝。通緝令頒布前，楊度和孫毓筠避往天津，劉師培由西華門外私宅遷至法國醫院，後來知道自己榜上無名，才和嚴復同至黎元洪寓申謝。楊度在天津，蔔居天津清鳴台八號。當時有人曾以“一羊驅三午”相譏，羊指楊度，三午是魏午莊、端午橋、夏午詒。楊在天津屢欲赴京自首，被家人環阻。

兩位變節的國民黨人，一位是孫毓筠、一位是胡瑛。孫、胡兩人自二次革命失敗後，黨人或死或逃，他們感覺到國民黨已無復蘇之望，乃有自尋生路的企圖。籌安會成立後，孫自謂“大病不死，大難不死”，於是皈依佛法，延請諦閑、顯珠二大法師講經，並擬開辦佛教大學一所，且介紹諦閑至團城和袁克定見面。袁克定說：“因為多病，病中看佛經頗有心得。”諦閑告以：“公子將來大貴，請愛惜此身留為世用。人世法與出世法本自圓融。”袁說：“將來若有那一天，必為佛門盡力。”當國體投票前，孫著《反對世襲總統議》，是六君子的第三篇勸進大文。懲辦禍首的通緝令下後，孫已赴天津，外傳孫在天津廿七路自殺未遂。

胡瑛是宋教仁的同鄉，湖南桃源人，長沙經正學堂出身。辛亥革命前，他是個視死如歸的革命鬥士，與吳樾同謀炸五大臣的有他；乙巳同盟會成立時首先加入的是他；化裝在京漢線跟蹤鐵良，欲伺機行刺的，也是他。他說話口音像桃源話又不像桃源話，像湖北話又不像湖北話，像四川話又不像四川話。至於他的身份，有時是革命黨，有時是軍人，有時卻又是政客。他是個慣走極端的人，革命革到極端，坐牢也要革命，反動也反到極端，甘為帝制禍首。他在北京住在石駙馬大街。他的不幸是：做革命黨要亡命，加入籌安會也要亡命，尤其不幸的，是如今亡命偏遇著對頭——京師警察廳長吳炳湘，吳正想找一個弱者開刀，所以派偵探一直監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