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宋案水落石出（第4/5頁）

上海地方檢查廳要票傳趙秉鈞，是5月8日的事，趙已於5月1日請準病假，國務總理是由段祺瑞代理。趙既然抗傳不到案，袁復命北京總檢察廳長羅文幹，令其宣稱刺宋兇手為黃興和陳其美。5月16日有一個自稱“女子暗殺團團長”的周予儆，向北京地方檢察廳自首，說是奉了“血光團團長”黃興的命令，到北京來進行政治暗殺。第二天，北京軍政執法處逮捕了參議院議員謝持，指控謝是血光團團員，於是“血光團”三字便不脛而走，人人爭相傳說，說這個“團”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秘密機關，繪聲繪影，一若雍正的血滴子。北京地方檢察廳便根據這個捏造的故事，票傳黃興到案對質。這樣一來，使得本已復雜動蕩的局面，增加戲劇性。同時使一般不明底蘊的人民如墜五裏霧中。

6月11日，上海租界的會審公堂根據北京地方檢察廳的來文，票傳黃興，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黃一傳就到，並且保證以後隨傳隨到。《國民》雜志社曾有一篇訪黃的通訊稿，報導黃被票傳後的光明磊落態度：

“本社駐滬通訊員一日特訪黃克強先生，談及某黨報紙誣蔑事，黃先生不禁唏噓感慨而謂曰：邪說橫行，甚於洪水猛獸，今之謂也。但誣蔑我個人之不足惜，為害中華民國則大足惜。通訊員又問及法庭召喚事，先生謂曰，是非自有公論，余辯亦無益，總期望大眾常把中華民國四字放在心中，則幸甚矣。言畢，唏噓不置，憂國憂民亦雲至矣。”

北京國務院還發表了這麽一個荒謬聲明：

“宋在南方主張袁為總統，而己任內閣，陳其美一派深忌之，黃亦惡其不舉己為總統，且疑其為親袁派也，亦欲排而去之。陳於是乘其隙，日嗾其徒，倡為舉黃之說，以離間黃、宋之交，而使他日內閣總理之庶歸之於己。宋、陳之間暗潮已極激烈，應本陳舊部，武又黃之私人，適洪述祖因宋爭內閣，恐趙不能安於其位，欲敗宋之名譽，以全趙之位置，托應求宋之劣跡，應以之告陳，陳乃利用此時機，假應、武之手以殺宋，而歸其罪於中央。其用心之狠毒，實為意料所不及。其破案之速，亦由於陳者。蓋應、武初不料主使之人忽為反陷之舉，遂毫不設備，亦不遁逃。而陳事前既為間接唆使之人，故一索即得也。既獲之後，武士英在法公堂已經供出。陳以廿余萬之巨款賄通法公堂，將供詞全數抽改，復以威嚇應謂能誣趙、洪則其罪決不至死，且能以巨資相贈，若直供不諱必置之死地而後已。及移交檢察廳後，陳慮武仍如前供，乃毒殺之以滅口，而以巨金賄西醫剖驗以為病死，於是應益有所憚而不敢言。此皆應親告其所延之律師，且謂非轉移他處不在若輩範圍以內，則此案真象，必不可得。渠在監內日夜防護，以巨金賂典獄者，每食必與人共座，俟人先嘗，然後下箸，否則不食，其危險之狀已可想見。黃克強前此主張組織特別法庭，實欲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也。既為法部所扼，計不得售，則以暗殺之說要挾廳長，必欲其入趙以罪。日前竟有要求審判官下缺席裁判，宣布趙、洪死刑之請。幸廳長尚未允諾，然聞若輩之意，非辦到此層不可。裁判所移轉之事，不知是否為法律所許，若能辦到，但移至湖北，則此案不難水落石出矣。”

宋教仁被刺後，凡牽連宋案的人都在後來不得善終，如：

武士英在監中糊裏糊塗死去。

應桂馨在民國2年7月25日被一群流氓劫獄救出來，逃到青島躲避風聲。國民黨討袁戰爭（所謂二次革命）失敗後，應認為是個出頭的機會了，於是公開發出請“平反冤獄”的通電。第一通電報說：“叛變削平，宋實禍首，武士英殺賊受禍，功罪難平，請速頒明令平反冤獄。”第二通電報說：“宋為主謀內亂之人，而竟死有余榮；武有為民除害之功，而竟冤沉海底。彼國民黨不過實行宋策，而種種戲劇實由宋所編制，當時若無武之一擊，恐今日之域中，未必有具體之民國矣。桂馨棲身窮島，骨肉分離，舊部星散，自念因奔走革命而已破其家，復因維持共和而幾喪其身，伏求迅頒明令，平反斯獄，朝聞夕死，亦所欣慰。”10月20日他公然由青島到北京，住在李鐵拐斜街同和旅館，他的舊相識胡翡雲此時也搬到北京，在松翠班搭班，兩人往來如舊。他寫信要求袁實踐“毀宋酬勛”的諾言，並且張開獅子大口要求給他“勛二位”和現金50萬元。袁本想賞他一筆錢叫他離開北京，但他仍堅持他所提出的兩大條件，少一條都不成。有人提醒他說：“老袁不是好惹的，你莫要在太歲頭上動土。”他指著鼻子狂傲地說：“我應桂馨是什麽人？他敢拿我怎樣。”這些話當然都傳到袁的耳朵裏。由於應經常住在櫻桃街胡翡雲的班子裏，民國3年1月18日晚上，有四個彪形大漢以搜查煙土為名爬墻進來，剛巧這天晚上，應不住在這兒，四個大漢搜了一會兒便失望而去。經此一搜，應才知道老袁真不是好惹的，第二天便匆匆地離開了北京。他雖然走得快，袁下手得更急，就在他所乘的京津鐵路頭等客車中，他便被軍政執法處的偵探長郝占一和另一個偵探王雙喜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