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孝公變法（第4/5頁）

井田制是商周時代的土地制度。這種土地制度一是土地為國家公有，二是把方圓九百畝的土地按“井”字形劃分為九區，中間一區（百畝）為公田，其余八區（八百畝）為私田，分授給八家農戶。公田首先由八家農戶集體種植收獲全歸國家，每家農戶再種植自己的百畝土地。西周時期實行這種制度，是因為生產力低，生產工具不發達，農戶也沒有更多的力量來耕種更多的土地。到了戰國時期，鐵制農具大大提高了生產力水平，而井田制限制了每戶農民的土地數量，他們不能多種地多打糧食，因此，也就抑制了農民的積極性。這種土地制度是和領主制度相配合的。

商鞅變法，首先是改一百步一畝為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大大擴大了每戶農民的受田面積。秦國“為田開鞅陌封疆，而賦稅平”。“阡陌”是井田的界線，“開阡陌封疆”，就是徹底改變原來的井田制；“賦稅平”，就是減稅，農民的負擔大大減輕。這樣做的結果是大大調動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地種得好，帛產得多，還可以受獎賞（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努力務農、精耕勤織而獲得糧食、布帛豐產的，可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賦稅。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

同時，為了增加國家的收入，強制分家。商鞅規定，凡是一家有兩個男子的必須分家，如果不分家，強行增加一倍的賦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這樣，父子、兄弟就必須分家。同時，國家按戶征收軍賦。分了家，必然增加納稅的戶數；納稅的戶數增加了，國家的稅收必然大量增加。

這樣一來，國家有了更多的土地，農民減少了賦稅，耕種成績斐然者還可以得到獎賞，同時，納稅的戶數大大增加。所以，秦國“數年之間國富”。

其次，商鞅規定，主民、客民分業，重獎殺敵，用以強兵。

國家富了，怎麽強兵呢？一是主民、客民分業，走軍隊專業化道路。秦國的農民是主民，韓、趙、魏三國來的農民是客民。客民種地，反正秦國地廣人稀；主民從軍，從軍殺敵，只要帶回來一顆首級，就可以得到更高一級的爵位。有了爵位，就可以享受各種特權。這比起客民種地，顯然更容易獲得更多的利益。而且，讓主民當兵為秦國作戰，也比客民當兵更為可靠。二是重獎殺敵。據唐人《史記集解》引《漢書》日：“商君為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這就是我們前面講過的軍功爵制。這種制度非常有刺激性，對作戰的士兵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激勵。

走專業化道路，又有配套激勵機制的秦國軍隊，很快便被六國之人視為“虎狼之師”。通過商鞅變法，秦國軍人在戰場上看見敵人如同餓虎捕食，務求殺敵斬首，晉升爵位。人性的另一面被商鞅變法的政策充分調動起來了，一秦軍的戰鬥力空前高漲。這樣的軍隊打起仗來怎麽能不和虎狼一樣兇狠？所以，秦軍迅速成為當時最具戰鬥力的軍隊。

徙木樹信嚴懲貴戚 國富兵強路不拾遺

商鞅變法的內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經濟制度，還包括軍事制度。人類歷史上任何一項變革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其間總會觸犯一部分人的利益，這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反對派不遺余力的攻擊與力所能及的阻撓。事實上，商鞅變法策略在具體實施之前就引發了激烈的辯論。立志圖強的秦孝公也有些猶豫，按照秦國的慣例，國君一時決斷不了的事情，允許在朝廷上爭論。商鞅與堅決反對變法的兩個代表甘龍、杜摯進行了激烈辯論，這也是商鞍為變法掃清障礙的一次理論鬥爭。商鞍高舉兩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變法不法古”。商鞍的意見得到了急切希望變法圖強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他被任命為左庶長（第十級軍功爵）；開始推行變法。

在變法推行和實施過程中，商鞍緊緊把握了四條原則，從而使變法得以順利進行。

一是徙木樹信。

商鞅變法是要以法治國。雖然從本質上講，商鞅所處的戰國後期不可能出現現代意義上的“以法治國”，但是，商鞅要變法就必須令行禁止，否則，“令而無信”比“言而無信”更為可怕。

為了樹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創造了一個“立木為信”的神話。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鞅在變法令擬定之後，特意在都城市場的南門立了一個三丈高的大木頭，下令說：誰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門，賞十金。賞金這麽重，做起來又易如反掌，因此，誰都不信，所以沒有一個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碼：誰能將這根木頭搬到北門，賞五十金。這下子，整個市場沸騰了，誰信啊？最後，有一個人，愣是把這根木頭從南門搬到北門。商鞅立即兌現諾言，賞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為信”的故事立即傳遍全國。通過這件事，商鞅為新法的執行樹立了最基層的廣泛的信譽，這一點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