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構陷陰謀未果洪唆使應對宋“乘機下手”（第5/5頁）

需要指出的是，洪述祖轉而產生殺意，除了上述原因外，還有一個原因，或許是歡迎國會團經過三個多月的紛紛擾擾，漸歸沉寂，也使他不得不另謀對待國民黨領袖的辦法。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曾於2月底在香港的一次演說中提到，有人問他歡迎國會團有無勢力，梁回答說：“此系三五人把持，必不足為國會礙，現各省國會議員抵京者已有二百名外，廣東也已到七人，正式政府必不致改期。”[148]一般輿論也認為：“該團體聲焰雖熾，然其實絕非有力團體，不但革命巨子與該團無涉，且該團主義萬難貫徹，勢力漸歸弩末。其中實狀，早為明眼人窺破，故政府召集議員，組織議會，夷然進行，毫無窒礙。”[149]洪、應二人原本欲借政府欲解散歡迎國會團之機，操弄憲法起草，並損毀國民黨領袖聲譽，從而向中央索取30萬元報酬，現在該團既然“勢力漸歸弩末”，甚至其發起人都向中央投誠，而二人又無法搞到所謂“宋犯騙案刑事提票”，因此不得不“於所圖略加松勁”。但洪述祖顯然不想放棄謀利機會，因此他很自然地想通過別的手段謀取利益，殺宋之意由此發生。

另須指出的是，應夔丞在受審時將“鄧”說成鄧良財，似有防止法官將“除鄧”與“殺宋”關聯之意，因應夔丞口中之鄧良財為一武人，而宋教仁為國民黨之思想家、活動家，兩人差別實在很大，很難讓人把二者聯系起來。洪述祖則在1918年受審時，一方面將3月6日函說成是已經死去的趙秉鈞授意，企圖卸責於趙，掩蓋其造意殺宋的事實；另一方面又稱自己忘了“鄧”之名字，回避應夔丞所謂“鄧”即被徐州軍官“捕殺”之鄧良財的說法，以免法官由“除鄧”聯想到“殺宋”，其做法與應夔丞可謂異曲同工；洪甚至莫名其妙，將“鄧”說成一“州官”，故意擾亂法官視線。[150]洪又說：“其‘激烈之舉’者，非武力之激烈，亦系用文字鼓吹之激烈。”[151]試圖否認“鄧”為被殺之武人鄧良財，卻不料弄巧成拙，暴露出“鄧”之激烈乃“用文字鼓吹之激烈”，然則非指《中華民報》鄧家彥而誰？這樣一來，“除鄧”並“登其死耗”於《民強報》，不就是暗示要“殺宋”嗎？京師高等審判廳1918年對洪述祖的二審判決，雖然采用了應夔丞的供詞而未確認“鄧”為鄧家彥，但也指出：“‘鄧’字既系鄧良財，且死於被殺，洪述祖以之引譬‘激烈之舉’，其為教唆應夔丞以‘除鄧’之法除宋，事實已屬明確。”[152]應該說這樣解釋基本還是正確的，未為洪述祖之詭辯所迷惑。[153]

宋案發展至此，毫無疑問，案情開始發生重大轉折，由構陷“孫黃宋”，特別是構陷宋教仁，開始轉向對宋“乘機下手”。洪述祖作為殺宋造意人確定無疑，他在3月6日函末要求應夔丞轉囑《民強報》“逐日”寄其一份報紙，意思就是說，在接下來的日子裏，他將要密切關注該報何時會登載宋教仁“死耗”了。宋教仁的命運如何，接下來就將取決於應夔丞如何回應洪述祖3月6日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