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學術性探究屈指可數

記述和探究宋案真相的文字，大體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各種史學專業書籍當中關於宋案的記述，第二類是各種專業學術期刊當中關於宋案的論述，第三類是各種非專業性書刊及網絡文史愛好者對宋案的解讀。

第一類數以百計，幾乎所有以“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世史”“近百年中國史”“中國近代政治史”“革命史”“政黨史”“民國史”“北洋軍閥史”等命名的書籍，以及宋教仁、袁世凱、孫中山、黃興等人傳記，都會述及宋案。其篇幅從寥寥數百字，到洋洋數千言，乃至數萬言不等。其中比較重要者，中文方面，如谷鐘秀《中華民國開國史》、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陳功甫《中國最近三十年史》、魏野疇《中國近世史》、孟世傑《中國近百年史》、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吳玉章《辛亥革命》、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黎澍《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政治》、陳旭麓主編《近代中國八十年》、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張海鵬主編《中國近代通史》、李守孔《中國近代史》、李雲漢《中國近代史》、徐中約《中國近代史》、李侃等編《中國近代史》、胡繩武與金沖及《辛亥革命史稿》、朱宗震《民國初年政壇風雲》、唐寶林與鄭師渠《共和與專制的較量》、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張憲文等編《中華民國史》、朱漢國與楊群主編《中華民國史》、來新夏等編《北洋軍閥史》、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吳相湘《宋教仁：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方祖燊《三湘漁父——宋教仁傳》、陳旭麓與何澤福《宋教仁》、馬震東《袁氏當國史》、陳志讓《袁世凱傳》、李宗一《袁世凱傳》、唐德剛《袁氏當國》、侯宜傑《袁世凱傳》、薛君度《黃興與中國革命》等。外文方面，如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萱野長知《中華民國革命秘籍》、大東亞文化會編《孫中山革命戰史》、片倉芳和《宋教仁研究：清末民初的政治與思想》、松本英紀《宋教仁之研究》、菊池秀明《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清末中華民國》、歐內斯特·P.揚《1912—1915年的袁世凱》、史扶鄰《孫中山與中國革命》、劉吉祥（K.S.Liew）《為民主而奮鬥：宋教仁與辛亥革命》（Struggle for Democracy：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等。各書關於宋案的記述，無論篇幅大小，普遍具有一個特點，即首先平鋪直敘宋教仁被刺前後情形，然後就誰是刺宋主謀這個核心問題，幾乎不加分析，直接表明看法，內容陳陳相因，材料大同小異。說到底，就是偏於記述，而非分析論證，因此，所述結論很難令人信服，甚至難以找到些許可以給人啟發之處。

第二類是宋案探究中較值得注意的一類文字，然而其數量非常之少。迄今，偏重分析案發原因及案情的專題學術論文，不過寥寥十數篇，如王涵《試論宋教仁之死》（《文匯報》1980年12月16日，第2版）、何澤福《宋教仁與袁世凱》（《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饒懷民《宋教仁血案及其政治風潮》（《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7年第3期）、廖大偉《論民初幫會與社會的緊張——以共進會與刺宋案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及《袁世凱不是“刺宋”主謀考析》（收入蘇智良等主編《袁世凱與北洋軍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張永《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史學月刊》2006年第9期）、何廷明等《宋案元兇探淵》（《文山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年第1期）、朱懷遠《宋教仁被刺案真相考辨》（《民國档案》2010年第3期）、侯宜傑《暗殺宋教仁的主謀尚難定論》（《史林》2013年第1期）等。還有一些文字論及刺宋案發生後的相關問題。[1]與第一類書籍偏重記述刺宋案不同，上列學術論文偏重案發原因及案情分析，特別是圍繞誰是刺宋主謀這個問題，每位撰者都試圖提出不同於他人的看法。然而，由於撰者無一例外將案情嚴重簡單化，並且忽視新史料的發掘利用，而對既有核心史料又幾乎不能準確解讀，因此，這些專題論文僅僅在個別細節分析方面有可取之處，總體論述並不具有說服力。此外，日本學界也有幾篇與宋案有關的論文，但只是涉及案情而已，基本談不到研究，如片倉芳和「宋教仁暗殺事件について」（『史叢』第27號、1981年）、渡辺竜策「宋教仁暗殺事件の意味するもの——民初政爭の一斷面」（『中京大學論叢·教養編』1962年第3號）、樋泉克夫「宋教仁研究ノ-ト-1-」（『多摩蕓術學園紀要』1980年第6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