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孫文與康有為始終無法合作的秘密（第2/4頁）

日本人為何會支持孫文？

甲午戰爭結束之後，“大陸政策”野心不死的日本調整了對大清的策略。它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日本通過主導大清的改革或者革命以主導大清。 甲午之戰刺痛了朝廷，朝野上下一片改革之聲。日本擺出努力修復戰後關系的姿態，打著“同文、同種、同膚色”的旗號營造“日清親善”氛圍，在某些時候對朝廷作出適當讓步，試圖掌控朝廷的改革走向，從而使大清朝廷歸於日本的控制下，以分解來自俄國的壓力（此時俄國正與日本爭奪大清滿洲以及朝鮮）。 而背地裏，日本政府也意識到大清“命不久矣”。根據宗方小太郎等人的報告，大清“早則10年，遲則30年，必將有支離破碎之一大變化”。為了掌控未來取代朝廷的新政權，日本必須未雨綢繆，早作準備，在與朝廷“修復關系”的同時，秘密尋找和扶植大清民間的反清志士，支持反清革命。 很顯然，這兩手戰略看似矛盾，其實只有為日本利益服務這個核心，使得日本在列強對大清的爭奪中占得先機。一批日本人在為這兩手戰略服務，軍方有骨幹宗方小太郎，內閣有大佬（外務相）大隈重信，議院中有議員犬養毅等。 當然，要秘密支持大清革命，政府官員是不太好公開出面的，最好在幕後遙控指揮。正是在制訂這兩手戰略之後，日本湧現了許多外務省或者軍部的外圍組織，比如東亞同文會，它的目的是推動“日清親善”；而在軍部，還有一個著名的外圍組織——黑龍會。 1901年，鑒於日本和俄國爭奪滿洲以及朝鮮越來越激烈，極端右翼人士內田良平成立了黑龍會。之所以叫黑龍會，是因為它的宗旨是陰謀為日本奪取滿洲和蒙古，這裏有一條黑龍江，因此取名黑龍會。這個組織平時只有骨架，但一旦形勢需要，就能立即派遣大批會員，去國內外暗殺、爆炸、綁架。可見這是一個右翼團體，也是一個“黑道”團體。 外務省也不甘落後，資助了一批民間浪人。這些人在外務省領取經費，秘密尋訪反清志士，顛覆大清政權。浪人之中，最重要的骨幹叫宮崎寅藏和平山周。這兩個人並不是一般的浪人，可以稱作“新式浪人”。他們都上過高等學校，有文化有知識，實際上是從學校畢業之後，沒有找“正經工作”的社會文藝青年。 宮崎寅藏首先認識了在日本的陳少白，陳少白向他介紹了孫文。1897年7月，使館脫險後的孫文回到了日本，於是他就認識了宮崎寅藏等一大批橫跨日本朝野、遍及日本“黑白兩道”的人。 犬養毅向有關部門疏通，安排孫文以平山周漢文教師的名義，領取在日本的準居證，孫文由此得到了日本警察和法律的保護，大清密探就不敢輕易騷擾和緝捕了。犬養毅還解決了孫文的生活費問題，要求東亞同文會照顧好孫文的生活。老犬認為孫文“奇貨可居”，向一幹日本人赤裸裸地表示：“希望你們將孫文等人掌握住，以備他日之用，但眼前不一定立即可用，他們雖是一批無價值之物，但現在願以重金購置之”。 宮崎寅藏在為進一步打開孫文的知名度而奔走，日本報刊開始頻繁地報道孫文。1898年5月起，由宮崎寅藏親自翻譯的日文版《倫敦蒙難記》在《九州日報》上連載，宮崎寅藏在序言中贊美孫文是“大清出類拔萃的革命家”。 相信大家已經發現了，孫文自己在英文版的《倫敦蒙難記》中並沒有說自己是“革命家”，而是說成“堅定的改革者”（照顧西方人的接受習慣），如果不算一些報紙的零星報道，日文版的《倫敦蒙難記》是首次把孫文以“革命家”的身份隆重推出來了。請大家注意這個詞——革命。雖然我們之前多次提到它，那也只是為了講述的方便把這個詞提前使用了一下而已。革命這個詞，正是來自日本。 古漢語中自然很早就有“革命”這個詞，比如《易經》中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的說法。這個“革命”在事實上指的也是造反，也是褒義詞，講的主要是“革天命、順民心”，問題是隨著後來專制王朝不斷發展，在朝廷的話語中，造反被定性為株連九族的大罪，“革命”這個褒義詞自然也就被遺忘了，取而代之的只有官方字眼中的“謀反”“謀逆”“造反”等等；而真正要造反的農民起義軍隊伍，也不再使用“革命”，頂多把自己的行動與“義”相連，比如“起義”“舉義”“舉事”等等。 到了近代，日本開始明治維新，努力接觸和學習西方，他們碰到了英文“revolution”這個詞，怎麽翻譯呢？一向學習中華文化的日本人就聯想到了《易經》中的“革命”，古老詞語“革命”從此重新登上歷史舞台，還根據英文含義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革命既是覺醒，也包含方法，它和以往那些農民起義的區別在於，革命並不只是換一批人來統治，它還有制度上的進步——這一切都是來源於它有理論上的指導。 從此，“革命”成了一個極其時髦的詞，容易被年輕人接受和追捧，很顯然，它並不是日本人的發明，他們只是用古老的中華文化勾連起了東西方。 孫文在海外留學時很可能很早就接觸過“revolution”這個單詞，但之前他也是沒有接觸過日文翻譯中“革命”的，所以他並不知道“革命”，之前也一直把自己做的事情稱作起義、舉事、反朝廷等等。現在，對於孫文來說，日本人說的“革命”這個詞真好，既表達清楚了意思，還是一個時髦的新詞，令人有了解和接受的沖動，不像起義造反那樣令人聞之色變。孫文的事業從此以後就叫作“革命”了，他和他的夥伴就叫“革命家”和“革命黨人”！ 需要指出的，在陳少白和馮自由後來的記錄中，他們說的是早在兩年多前的廣州起義失敗後，孫文第一次踏上日本時，日本報紙就用“支那革命領袖孫逸仙抵日”為標題進行了報道，當時孫文就決定采用“革命”這個詞。然而，迄今為止，我們在當天和鄰近幾天的日本報紙中都無法發現這樣的標題和內容。當時的日本報紙仍然把孫文等人稱作“匪”或者“暴徒”，比如《神戶又新日報》的標題是“廣東暴徒巨魁之履歷及計劃”，它們甚至連孫文的姓名也沒弄清楚，把孫文稱作“範某”或者“黃”等等。從種種情況來看，日本報紙不可能在當初孫文一抵達日本的時候就把他稱作“革命領袖”。日本人對孫文開始重視是因為發現孫文“奇貨可居”之後，而陳少白和馮自由有把這一切提前的嫌疑——這無疑有利於提高孫文在革命史中的地位。 無論怎麽說，在重返日本之後，孫文的革命事業開始有了轉機。至少是有人管飯了。雖然日本人對孫文革命的支持並不是出於真心，只是出於他們自己的野心和利益算計——估計孫文自己也知道這一點，但在革命起步十分艱難的時刻，孫文似乎也只能接受這種“支持”，否則革命很可能就進行不下去了，這是誰也避免不了的現實問題。反過來，日本人的野心其實也是可以利用的，要利用他們真正為革命服務！ 孫文已經決定好好利用日本朝野的人脈資源，積蓄革命力量。而隨著1898年的到來，有一個著名人物也即將到達日本，並最終成為了孫文在日本開拓革命事業的敵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為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