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所謂五等爵 一、五等稱謂的淆亂

五等爵之說舊矣，《春秋》《孟子》《周官》皆為此說作扶持矣。《孟子》所記史實無不顛倒。《周官》集於西漢末，而《春秋》之為如何書至今猶無定論。故此三書所陳五等爵之說，果足為西周之舊典否，誠未可遽斷。吾嘗反復思之，以為相傳之五等爵說頗不能免於下列之矛盾焉。

一與《尚書》不合。《周書·康誥》：“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又《酒誥》：“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召誥》：“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顧命》：“庶邦侯、甸、男衛。”鄭玄以五服之稱釋此數詞。而詁經者宗之，此不通之說也。按五服說之最早見者，為《周語上》，其文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此言畿內者為甸，畿外者為侯，侯之附邑為賓，蠻夷猶可羈縻，戎狄則不必果來王也。蓋曰王者，謂其應來王，而實即見其不必果來王矣。又戰國人書之《禹貢》所載五服為甸侯綏要荒，固與《周語》同，綏服即賓服，而與《周書》中此數詞絕非指一事者。若《康誥》《召誥》《顧命》所說，乃正與此不類。甸在侯下，男一詞固不見於五服，而要服荒服反不與焉，明是二事。近洛陽出周公子明數器，其詞有雲：“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於成周。命舍三事命，眾卿事寮，眾諸尹，眾裏君，眾目工，眾諸侯，侯田男，合四方命”。持以擬之《尚書》，《顧命》之“庶邦侯、甸、男衛”者，應作庶邦侯，侯田男，猶雲，諸侯，及諸侯封域中之則諸男也。“侯甸男衛”者，“侯，侯田男，衛”，猶雲，諸侯，及諸侯封域中之諸男，及諸衛也。“侯甸男邦采衛”者，猶雲，諸侯，及諸侯封域中之諸男，及邦域之外而納采之諸衛也。《韓詩外傳》八，“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此采之確解也。“侯甸男邦伯”者，猶雲，諸侯，及諸侯封域中之諸男，及諸邦之伯也。持周公子明器刻辭此語以校《尚書》，則知侯下有重文，傳經者遺之。此所雲雲，均稱呼畿外受土者之綜括列舉辭，而甸乃侯甸，非《國語》所謂王甸之服，與五服故說不相涉也。古來詔令不必齊一其式，故邦伯或見或不見，而王臣及諸侯亦或先或後。然《尚書》此數語皆列舉畿外受土者之辭，果五等爵制為周初舊典者，何不曰“諸公侯伯子男”乎？此則五等爵之說顯與《尚書》矛盾矣。

二與《詩》不合。《詩》言侯者未必特尊，如，“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齊侯之子，衛侯之妻”。而言伯者則每是負荷世業之大臣，如召伯、申伯、郇伯、凡伯。果伯一稱在爵等之意義上不逮侯者，此又何說？

三與金文不合。自宋以來著錄之金文刻辭無貫稱“公侯伯子男”者。若周公子明諸器刻辭，固與《尚書》相印證，而與五等爵說絕不合。

四以常情推之亦不可通。上文一二三已證五等爵說既與可信之間接史料即《尚書》《詩》者不合。又與可信之直接史料即金文者不合矣，今更以其他記載考之，亦覺不可通。《顧命》：“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禦事。”以衛侯、畢公、毛公之親且尊，反列於芮伯、彤伯之下，果伯之爵小於公侯乎？一也。“曹叔振鐸，文之昭也”，而反不得大封，列於侯之次乎？二也。鄭伯、秦伯，周室東遷所依，勛在王室。當王室既微，乃反吝於名器，以次於侯之伯酬庸乎？三也。如此者正不可勝數。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五·列國爵姓表》所記爵姓，非專據經文，乃並據《左傳》及杜預《集解》，且旁及他書者。經文與《左傳》固非一事，姑無論《左傳》來源之問題如何，其非釋經之書，在今日之不守師說著中已為定論。而杜氏生於魏晉之世，其所憑依今不可得而校訂。故顧棟高此表頗為混亂之結果。然若重為編訂，分別經文、左氏、杜氏三者，則非將此三書作一完全之地名、人名索引不可：此非二三月中所能了事。故今仍錄原文於下，兼附數十處校記。若其標爵之失，稱始封之誤，姑不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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