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章 兩難

看到惟功的表情，張簡修明白對方已經明白了自己話語中的含意，神色也是變的苦澀起來。

惟功很艱難地問道：“是不是已經出大事了？”

“倒還沒有！”張簡修忙道：“其實已經來了兩撥人，都是說家祖父情況不好，今天這是第三撥人了，還好，說是情形不好，已經漸至彌留，但還沒有大去。”

“雖然如此，聽話音來說，是不是日子已經很快了？”

“惟功，你雖是至交，這樣的話，我亦不能隨意和你說的。”

張簡修雖然沒有正面回答，但事情已經是明擺著的了。張居正之父張文明已經病入膏肓，江陵來使一撥接著一撥，說明日子已經很快，可能是今晚，也可能是明日，或是三五日後，反正告哀的信使，旦夕可至，隨時都可能到趕到。

這是一件大事！

不僅是對張府，對張居正本人，甚至是對萬歷皇帝，對整個朝廷和朝政的實施，都是有著極大的影響，這件事，實在是太嚴重了。

張居正現在是元輔首相，其實是相權和皇帝帝權的重疊，馮保雖然是司禮監一方的代表，同時掌握禦馬監，位高權重，對張居正有足夠的約束作用，但無非就是保障皇室的安全，帝系不會轉移，不使外臣有異心，以中馭外，不過如此。

在實際的政務上，馮保也會保舉忠於自己一系的文官和武臣，但數量有限，而且願意委身投靠太監，成為眾矢之的的文官畢竟不多……聽從司禮，與全體太監保持相對良好的關系，這沒有問題，國朝體制如此，但如果和某一個太監保持良好私交，甚至是事事聽從，成為太監夾袋中人私人，這個就會為士林所不齒了。

這個度，普通的文官都會把握的很好，不會越線犯禁，所以馮保雖然權力欲重，在內廷是說一不二的權閹，但在外廷，卻幾乎沒有什麽靠得住的勢力。

張居正的重要性，還在於他是李太後最信任的文官領袖，將國事交給他，李太後才能真正放心，其余的內閣輔臣，都取代不了張居正在李太後心中的地位。

皇帝尚未親政，太後等於是事實的國君，有這種信任，哪怕是張居正多次拒絕太後修佛寺的開支請求，多次壓制武清伯李偉，壓制皇太後的外家，還削減宮中用度，拒絕太後無端大赦罪囚的詔旨，這些事，卻只能使太後對張居正更加敬重。

哪怕是心裏有刺，也仍然只能倚重！

這就是真正的相臣！

但張文明一死，張居正立刻陷入道德和現實中的兩難困境。

清丈田土之事正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他每天最少因為此事給十個以上的地方督撫寫信，查詢進行的程度，解決難題，給地方官員撐腰，還有考成法，優免、驛傳、刑獄等等，各種改革，都是正在進行之中，張居正一走，最大的可能就是人亡政息！

和清丈田畝配合的，張居正一身功業的頂點，就是從萬歷四年到五年，六年，這三年時期在大明各處推廣的一條鞭法！

條編之法，用張居正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愛養元元，並不是要竭澤而漁，相反，是要將雜費編入條鞭之中，春秋兩季征收正賦，不準地方官員再肆意加征雜派，而且一律折銀……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以人認地，以地計田，以田征糧，有地者，征糧，少地則少征，後來被吹的神乎其神的攤丁入畝，其實就是建立在張居正條鞭法之上，其根本性並沒有太多變化，惟一變化的就是清廷的核心利益是八旗，大明的核心利益是士紳生員，所以清廷能毫無顧忌的傷損江南士紳的利益，在其身上征糧，從而保障了國用，而在明朝，衛所屯田的清理就十分困難，涉及武官和勛貴，而更困難的就是清理士紳生員的田畝，按畝征糧，並且將不合理的優免給去除掉，這樣國家用度自然就充足了。

這就是張居正改革的核心所在，也是奠定他後世地位的原因所在，因為他做的這些事，毫無疑問是得罪了龐大的利益階層，要有何等手腕，胸襟抱負，不懼身前身後的報復，才能將萬歷初年到萬歷十年這些改革進行下去！

而在此時，他一旦離開，這些嚴重損傷了各利益階層，只是得益於國家和百姓的改革將會如何？結果也是不問可知了。

這就是強人政治的悲哀之處……種種改革，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雖然不改不行，但有決心和有能力推動改革的，也就是張居正一人。

他任用的那些人，真正有見識意識到必須改革的怕也是不多，為權力，或自己的功名富貴的怕才是多數，張居正一走，繼任者在開始可能不會將他的諸多改革廢棄，但時間一久，一年之後，兩年之後又如何？

有張居正拿著鞭子抽，損害了勛戚、武臣，士紳各階層的利益，才將改革推動了一點點，若是他離開，整個大明帝國這輛已經老舊不堪的馬車，新上任的馭手是不是有他的大智慧和不懼任何人的決心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