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神壇的洪秀全（第3/4頁）

陳勝、吳廣，原為屯長，帶900余名戍卒被征發前往漁陽戍邊，途中在蘄縣大澤鄉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達目的地，根據秦朝法律，過期當斬。反復的思想鬥爭之後，認為在“天下苦秦久矣”的大背景下，造反倒可能免於一死，於是陳勝吳廣率領戍卒，殺死押解的將尉，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

劉邦，原為沛縣泗水亭亭長，奉命率500名民工去驪山修陵，因多雨，路途泥濘，很難行走，四天的路程走了十三天。按秦朝律典，服勞役誤了工期也要殺頭。一些民工怕貽誤工期被殺頭，在芒碭山便悄悄地逃跑了。面對形勢變化，劉邦知道，去築驪山墓，必貽誤工期，誤了工期是死，造反倒是死裏求生的唯一出路。於是決定造反，剩下的350多名民工就跟劉邦造反了。

朱元璋的造反同樣具有強烈的逼上梁山色彩。1352年，二十五歲的朱元璋因貧窮入寺院為僧。當時天下已大亂，朱元璋有心造反，又怕風險，安心為僧，又恐早晚被官兵捕殺以充軍功，正計算不清的時候，同村人湯和130托人帶給他一封信，邀其投奔紅巾軍。“背地裏讀了，越發一肚皮心事，在大殿上踱過來，踱過去，以口問心，以心問口，反覆計較。”猶豫了好幾天，同房的師兄偷偷告訴，“前日那信有人知道了，要向官軍告發”，急得無法，回村找周德興131討主意，周德興勸他“向菩薩討一個卦”。忐忑中走回寺院，發現“僧房齋堂全燒光了”，只剩下伽藍殿，“元璋待了一陣，走到伽藍神前，磕了頭，拿起聖珓，默祝菩薩：許出境避難，賞陽珓；守破寺，一陰一陽。一擲兩珓全陰，兩擲三擲還是全陰。不許走也不許留，只有投紅軍去了。再祝投紅軍給陰的，一擲果然是陰的，大吃一驚。三次默祝，投紅軍實在害怕，還是求菩薩指點，逃往他鄉，另求生路。閉著眼睛把珓擲出，一看一個是陰珓，投紅軍，一個呢，不陰不陽，端正地豎在地面。菩薩也勸元璋造反了，還有什麽可說的！”132“忍無可忍，那就反了吧！反他娘的！”133“谷底到了。”134

明末李自成起義，同樣是這種性質。1628年，二十二歲的驛卒李自成因丟失公文被裁員，失業回家，並欠了艾姓鄉紳的債。同年冬季，李自成因還不起舉人艾詔的欠債，被告到米脂縣衙。縣令晏子賓將他“械而遊於市，將置至死”，後由親友救出。年底，殺死債主艾詔，接著，因妻子韓金兒和村上名叫蓋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殺了妻子。兩條人命在身，官府不能不問，吃官司不能不死，於是就同侄兒李過於崇禎二年（1629年）二月到甘肅甘州（今張掖市甘州區）投軍。

就普通民眾而言，其走上造反道路，大多是由於形勢所迫，利益不斷損失，生活日益艱難，觸及心理底線所致。任何朝代後期革命風潮風起雲湧，都是這種情況，2011年，由賣菜大學生布瓦吉吉自焚開始的北非動蕩，總體來講也是這種情況。

在中國朝代更替過程中，人民群眾之所以跟著革命，主要原因就是生活條件的惡化，挑戰了人們容忍的底線。當然，這個底線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人可以通過宣傳、教育、鼓動提升或降低這一底線。普通民眾的底線多側重於物質層面，而知識分子的底線則更側重於精神層面。

作為統治者必須要明確把握這一底線，以防止社會不安定因素的漫延。

第二個類型是發展受挫的。

從本性上講，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從社會學角度解釋，任何一個下層個體都希望爬升到上層去，這就推動了社會階層流動。而這種向上的社會流動一般首先選擇在體制內實現，如果體制內不能實現，那麽就會想法到體制外尋求出路。所謂體制外就是歪門邪道或造反。

洪秀全一開始是個好學生，極力想在體制內實現自己的發展，連續四次參加考試，然而始終沒有通過正途實現他的夢想，最後才走上造反的道路。太平天國裏，馮雲山，韋昌輝都是這種類型，因考試不第而心生怨恨135。

唐末黃巢，出身鹽商家庭，善於騎射，粗通筆墨，少有詩才，同洪秀全一樣，成年後卻屢試不第。於是寫了《不第後賦菊》：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孫中山一開始也並不是想革命的，和陸皓東曾上書李鴻章，未獲接見，才“悶悶不樂地回到了上海”，密謀造反。

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讓有本事的人可以實現其價值。

因發展受挫而革命的人，從數量上來講，屬於少數，但是這部分人的能量是極大的，他們是有一定知識和能力的人，只是因為機緣而未被統治者重用，他們往往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和活動能力，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的主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