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如何提升口述史的可信度

近年來,隨著便宜、方便的錄音錄像工具的普及,史學觀念的轉變,口述歷史在中國大陸呈現出方興未艾的態勢。一個重要表現是,口述歷史實踐越來越廣泛,“老科學家學術成長采集工程”、“我的抗戰”、“中國企業家口述歷史”等大型口述歷史項目的開展即是其中的幾個例子。關於口述歷史的理論探討,雖然“異常薄弱、嚴重滯後”,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作為訪談過不少科學界的精英、在口述歷史領域耕耘了十幾年的從業者,筆者對如何加大訪談的深度、如何提高口述歷史的可信度,有一些新的體會和思考,願意不揣淺陋分享出來,供同行批評和指正。

一 不可或缺的訪談

訪談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見的活動,從新聞采訪、社會調查、人類學研究,到心理治療、化解仇怨、企業文化建設,許許多多的工作,都需要用到訪談。除提供資料外,訪談還有諸如和諧社區關系、加強代際溝通、克服獨生子女的個人中心主義等多種功能。醫生謝文維還發現,訪談或者說“走進老人心靈的深處,挖掘他們的內心世界”,可能是治療阿爾茲海默氏症的最好方法。所以,口述歷史,尤其是作為其關鍵的溝通技巧、訪談方法,對我們非常有價值。對近現代歷史研究而言,它主要有如下四類功能。

(一)一類重要的資料來源

不論研究什麽歷史題材,我們都應當詳細地掌握史料,盡可能貼切地去把握歷史的走向,而不應該根據某一教條或有限的幾個歷史證據,將歷史描繪成簡單的直線或折線。

近現代史研究,有三類資料來源:文獻(尤其是档案)、口述(歷史當事人或見證人講述自己的見聞)和實物(含實地調查)。文獻和口述尤其重要,如果說前者是死的資料,那麽後者是活的資料。如果歷史事件的當事人或見證人還活在世上,還可以為我們的研究主題提供記憶證據,而我們沒有去訪談他們,那麽,這對資料的獲取而言,無疑是一種明顯的缺失——缺了活的資料這樣一個門類。在核心档案鎖在深宮之中、很難接近的國度,口述史料甚至可能成為當下某些研究的唯一資料來源。

(二)入手研究的一條捷徑

與古代史研究不一樣的是,可供近現代史研究使用的文獻資料往往浩如煙海。如何從真中有假、眾說紛紜、錯綜復雜、斷點眾多的資料中快速分清主次、去粗取精,拎出一條比較正確的事件發展脈絡?尋訪關鍵的當事人,聽他們講一講是一種很好的方法。

現代史上,還有很多幾乎無人研究過的人物或領域。也就是說,我們難以根據前人文章的參考文獻向前追溯,進行更深入的探索。在這種不知道文獻散布於何處的情況下,尋訪當事人和見證人,從他們的記憶和收藏中獲取史料和脈絡,是上手研究的最佳辦法。

(三)甄別史料,去偽存真的必由之路

對於某個歷史事件,我們經常能在文獻,譬如報紙、雜志、書本中查到相關的介紹,有時候這種介紹還相當詳細。但這種介紹未必可信。比如說,翻閱1959—1961年的報紙,我們能看到大量豐產經驗和“人民公社好”的介紹,而那幾年正是全國性大饑荒的時候。即便它們確實沒有說假話,它們的選材方式也可能很成問題——在彰顯某些枝葉的同時,遮蔽掉了其他枝幹乃至主幹,以至於對人們判斷事件的總體構成誤導。事實上,如果報紙、雜志、回憶錄等百分之百真實可靠,那就不大需要歷史學家這種職業了。

如何去偽存真呢?只能靠其他資料,尤其是其他類型資料的甄別和印證。最重要的其他資料,對古代史而言,是考古發現;對近代中國史而言,是同期西方的相關報道、分析、文件、著作等;對現代史而言,是歷史當事人和見證人的口述。高明的騙子確實可以在某一時候欺騙很多的人,甚至可以永遠欺騙某些人,但通常還是會有知情人在。訪問那些知情人,鉤沉出他們頭腦中的活史料,就可能接近真相。研究現代史就像法官斷案一樣,我們不能只看原告的書面材料,還得找到當事人,讓被告、原告和證人、律師等當庭論辯。當然,原告、被告的話,當事人、見證人留下的口述歷史,也未必是完全可靠的。往往需要經過多輪答辯,澄清一個個疑點之後,才能越來越逼近真相。在核心档案大多難以讀到的情況下,口述歷史在印證、甄別文獻方面所起的作用往往十分巨大。

(四)汲取智慧,洗滌靈魂

好的觀念常由交談、思想交鋒所觸發。在訪談那些才智高超、去日無多、其言也善的老人時,常讓人感覺是在享受思想的盛宴;聽他們含淚傾訴、總結自己的一生時,訪談者自己的靈魂也會受到洗禮。讀一本好書,是超越時空與一些優秀人士交談。而口述史研究,尤其是口述傳記研究所做的,則是先與那些優秀人物交談,然後再去制作一本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