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被誤讀的晚清改革

（根據雪珥北京演講錄音整理綜合）

【地方離心造成政權瓦解】

幾乎所有的史料都證明了：清王朝、幾千年的帝制在那武昌城頭一聲炮響，在幾個潛伏在軍隊當中的會黨一鬧事之後就土崩瓦解了，王朝就毀了。

為什麽幾個潛伏在軍中的幫會勢力一鬧事兒，一個王朝就垮了？因為國家本身已經四分五裂。清王朝這麽龐大的一所房子，它的基礎已經被淘空了。不用強烈的地震，只要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它就有可能垮掉。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並不是我們一直說的其改革不徹底，恰恰是因為它改革太快了，超速翻車。傳統史家通常不認可這種觀點，或者說有意回避這種觀點。

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什麽？是權力的再分配。大家都認為，當權的人應該把權力釋放出來，但權力分解後是不是就能出現彼此制衡、大家都有發言權呢？未必。

放權有兩個不同的路徑，一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放權，一是對過度龐大的行政權力進行約束，將其中的司法權、立法權剝離出來，互相監督。晚清的立憲改革，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它的目標是建立三權分立。中國最大的特點，就是行政權一權獨大。地方的知縣、知府，所謂的父母官，既掌握行政權，又掌握司法權，甚至某種程度上有一定的立法權。憲政改革就是要對這種行政權進行約束。但在實踐過程中，其日益成為中央政府向地方的放權，從一個中央政府的“大集權”變成18個行省的“小集權”，行政權還沒有受到足夠的監督，反而造成了行政權上的一種分離主義傾向，地方日益離心，最為寶貴的中央政府權威就這麽喪失了。

【保路保的是什麽】

在當時大清國那樣的財政狀況下，一窮二白，改革和發展都需要國家有相當程度的集權，中央財政、地方財政、民間財富不應該再分散。在這點上，最典型的就是鐵路的建設。到了1909年宣統年間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意識到要想富先修路，這個富既是帶動地方的富裕，也是帶動建設者自己的富裕。中央政府此前就順應民意，允許鐵路大量民營。但事實證明，鐵路的民營造成了國家財富巨大的浪費，出現了很多“死路”、“僻路”，更關鍵是造成了效率低下、貪汙盛行。

引發辛亥革命的導火線就是四川的保路運動。保路運動喊的口號是不讓路權流失給老外，實際上它真正和中央政府爭執的是：民營的四川鐵路公司有300多萬被老總拿到上海炒股票虧了，他們要求中央政府在收回鐵路時，拿財政來補貼這個損失。盛宣懷堅決不同意，反駁的文書中就說，中央政府拿的錢是全民的錢，我們沒有能力、沒有權力來補你的窟窿。

民營的17個鐵路公司基本都是烏煙瘴氣，都比原來的國有企業更腐敗，因為沒有人監督它。國有企業至少還有官方的紀檢機構盯著，雖然它形同虛設，但“有一點”總比“什麽都沒有”要好些。民營企業什麽監督機構都沒有，就是那麽幾個領頭的人說了算。

四川公司和中央政府談不攏，董事會就要折騰，他們高高舉起民族主義的大旗，罵中央政府賣國，把路收回去是賣給老外。其實中央政府是借外資來推進鐵路國有，但這就成了賣國。川路的股東很多是地方的小地主，不明真相，為自己的血汗錢著急，加上革命黨利用這機會，派人到四川去把水攪得更渾。朝廷只好從武昌把端方的新軍調到四川去鎮壓，造成武昌空虛，暴動就成功了。

【權力下放要刹車】

清代的放權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呢？是從太平天國運動開始的。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為，大清王朝這下子可能撐不住了，南方有太平天國，北方有英法聯軍，真的叫“內憂外患”。鹹豐皇帝又死了，兩個寡婦加一個年輕的親王，三個年輕人，恭親王最大，也才28歲，慈禧26歲，慈安24歲，三個年輕人頂起了整個王朝的基業。他們最終把內憂外患都處理好了，還開始洋務運動，把政權鞏固下來。

但是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中央政府除了權力外別無資源，只好放權讓曾國藩他們自己征兵，就地籌糧籌款，這就造成太平天國打完了，軍隊方面尾大不掉的局面——大量財權下放後，中央政府手裏的砝碼嚴重不足。

到了1909年的時候，中央政府一方面繼續下放權力，另一方面在地方搞分權，把司法權、立法權從原來的省長手中分割開，在各個省建立谘議局，選舉產生一些地方領袖來與地方官員形成制衡。各省谘議局成立之後，不斷與地方衙門鬧矛盾。當時中央政府是一邊倒地支持議會。地方的長官也是人精啊，混到總督巡撫的，那都是人中龍鳳，他們馬上就看明白了，紛紛向議會靠攏，憲政的旗子舉得比誰都高，民主的聲音喊得比誰都響。於是各省行政長官開始與議會“共和”，這下子中央政府就被動了。這就像《三國演義》一樣，中央政府是一方，地方行政長官是一方，地方議會是一方。地方行政機構和議會合流後，不斷向中央政府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