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運用成敗的原因分析

何成濬的溝通聯系工作做得雖然成功，不過有時在未得到蔣的授權下貿然行事，不免引起蔣的疑懼。如1932年1月，何成濬擬發起湘鄂陜甘豫皖贛江浙九省聯剿辦事處的組織，經人向蔣檢舉，[59]而遭蔣責斥。[60]加上何主持鄂政，政績甚差，不得人心，[61]最後遭蔣撤換。[62]

西安事變爆發後，何成濬曾致電張學良嚴加指責，責成張盡速保護蔣的安全，送返南京，以免自取滅亡。張復電表示蔣在西安一切均好，請來一看便知，並借以面商一切。何接電後頗有去意。綏靖總署參謀長楊揆一則力勸何應小心行事，認為張系翻臉不認人的角色，以楊宇霆和張的交情，尚被殺害，因此不可不慎。[63]何考慮多時後，托詞自己威望不足，並且武漢地位重要，在局勢動蕩時刻不宜輕易離開，選擇不去西安，[64]而於12月24日與川鄂湘邊區綏靖主任徐源泉至南京，一方面條陳營救蔣委員長辦法，並報告武漢治安情形，[65]另一方面則奔走各方，為徐運動湖北省主席職位。[66]次日，蔣自西安飛抵洛陽，平安脫困。自此何與蔣的關系乃更形疏遠，[67]蔣將駐鄂綏靖主任公署撤銷，另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以何為主任，陳誠為副主任，又派陳的心腹郭懺為參謀長，[68]以架空何成濬。陳誠由於得蔣寵信，最後取代何的湖北省主席及湖北全省保安司令職位。而何則被打入冷宮，抗戰時期只能擔任不重要的軍法總監職務。[69]抗戰期間，蔣乘機將一些地方部隊消滅，勝利後各地方軍系領袖一律退役，已無須再作聯系地方軍隊的工作；因此何成濬也已無繼續存在的空間，只能退伍離開軍界。[70]

相對於中央軍，地方“雜牌”部隊的裝備較差、待遇較低，作戰經驗較多。雖然也是“國軍”的一部分，但是對蔣介石的效忠程度不如中央軍；有時應付不好，甚至會倒戈相向。由於民國以來的政局長期動蕩不安，“雜牌”部隊的向背，往往可以左右戰局，甚至成為戰爭勝負的關鍵所在。[71]何成濬之所以能長期在中央與“雜牌”部隊中間，成功地扮演溝通者的角色，原因有以下幾項：第一，與蔣介石的歷史淵源深厚，得到蔣的信任。第二，具備交際專長。一位出身“雜牌”部隊的軍界人士，即曾對何成濬所具有的獨特條件，做過以下生動的描述：

首先，他既是老同盟會員和早期士官學生，而且在辛亥革命時就已露過頭角，那麽他就有資格掮著“老革命”、“軍事家”的招牌先聲奪人，呼應一切，而使雜牌小軍閥頭目不得不“肅然起敬”了。其次，他不但能夠滔滔不絕地縱談革命往事、軍事韜略，以至日本的明治維新等等，而且因為他走秀才出身，對於封建士大夫的那一套周旋應對也極其嫻熟。這一點也足使那些老粗軍人們為之傾倒，而自慚形穢。可是又由於他在上海灘上長期生活的豐富經驗，對於三教九流，吃喝嫖賭，可以說是行行精通、樣樣出色。這又使那些沉溺於腐化糜爛生活的雜牌軍隊的頭目們不僅引為同道，而且視為老手，於肅然起敬之余，轉而樂於相親，相忘於放浪形骸之中了。[72]

此外，許多“雜牌”部隊願意請何成濬為他們牽線，投靠中央後願意歸何指揮的另一項重要原因是，何對收編後的“雜牌”部隊從不整訓。依何的看法，如要整訓“雜牌”部隊，即需對這些部隊提供軍餉、彈藥，但是中央既不願充分提供，且要派黃埔出身的幹部進入，因此寧願讓這些部隊來去自由，不受控制，也不加以整訓。但是何對“雜牌”部隊的此種立場，系與蔣的“中央化”政策相違，一旦蔣懷疑何與已收編的地方部隊繼續維持良好關系，系利用這些部隊支撐其個人地位，即將其所指揮的“雜牌”部隊陸續抽調，不再賦予重任。[73]

本章小結　綜前所述，溝通型幕僚雖然自古即已有之，但是他們之所以能夠長期於民國政壇扮演重要的角色，實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密切的關系，民國以來，政局長期處於分裂狀態，即使至北伐成功，全國名義上統一，所能實際控制者，仍然十分有限。抗戰前夕，國民政府一年的預算約為12億元，僅相當於美國一個中級公司或二流大學的規模；在軍事上，至抗戰時尚有東北軍、西北軍、桂系、粵系、晉系，四川的劉湘、劉文輝、楊森，雲南的龍雲和盧漢，以及西北馬家軍等地方勢力的存在，蔣介石雖然在名義上為全國的領袖，實際上的處境仍是十分艱難。[74]抗戰後期來華的魏德邁，即曾有以下深入的觀察：

中國的歷史顯示，她從未成為一個如我們所了解“國家”（nation）那樣的政治實體。……蔣委員長決不是個獨裁者，事實上他只是一支拼湊而成的軍隊的領袖（the head of a loose coalition），有時尚很難讓其部署服從其指揮。[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