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 民主國家關於政府的觀點自然地促進了中央集權[2]

貴族制國家的人民腦海中通常都會自然地出現關於次級權力的想法，這種次級權力是存在於君主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第二權力。這是因為一些個人或者家族認為以他們的出身、知識和財富，天生就應該有這些權力，以此發號施令。而生活在平等的時代人腦海中卻天生地不會出現這種想法，理由則剛好相反。你只能人為地將這種想法植入到他們的腦中，並且必須克服極大的困難才能讓他們將這種想法保存下來。然而，他們可以說想都不用想就能接受一種獨一無二的中央集權的觀念，那就是人民由政府直接領導。

此外，民主國家的人民樂於在政治上接受簡單和普遍的想法，在學術和宗教上也是如此。他們反感復雜的體系，並且願意看到國家的所有公民相似於同一個模式，只由一支單一的力量領導。

在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想法之後，生活在平等的時代的人們，腦海中又自發地產生了一種關於構建統一規格的立法機構的想法。由於每個人覺得自己和周圍的人都沒有什麽差別，所以他對於法律為什麽不能平等地應用在所有人身上感到很不能理解。哪怕是最微小的一點兒特權都讓他從理智上感到很不舒服。同一個國家的一點點政治制度的差異也會讓傷害到他，因此立法的統一規範化在他看來是考量一個政府優劣的首要條件。

但是相反地，我發現這種統一規範制度，對社會每一個人都公平實施的觀念，在生活在貴族制時代的人看來，就像是天方夜譚一樣。他們不接受這種觀念，甚至排斥這種觀念。

這兩種全然不同的思想的趨勢，在各自的地盤上，最後都變成了人們盲目依靠的本能和不可動搖的習慣，除了一些特殊的情況下，它們都將是人們行為的導向。盡管在中世紀，各國條件都大不相同，但有時還是會出現一些完全相似的個人，但這並沒有阻礙立法者給他們中的每個人指定不同的職責，賦予不同的權利。而相反的，在我們生活的時代，政府竭盡自己所能為並不相似的公民們制定相同的風俗和相同的法律。

隨著一個國家中的公民的身份變得平等，個人變得越來越渺小，而國家則變得越來越大，或者可以說，每個變得和其他所有人越來越相似的公民，都失去了自己在群眾中的身影，除了人民大眾的本身的偉大和壯麗之外，再也見不到其他東西了。[3]

這就自然地使得民主時代的人十分重視社會的權益，而不看重個人的權利了。這就容易使他們認同，社會的利益比任何事都重要，而其他人的利益則是微不足道的。[4]他們還很容易承認，代表社會的權力比社會中任何一個人都有更高的眼界和智慧，其職責和權利就是將所有公民掌控在手裏，領導他們前進。[5]

如果你仔細地研究了我們當代人，深入到人們的政治觀點的起源進行了研究，那你就會發現剛才我所講述的其中幾點觀點，也許你還會吃驚地發現在經常發生爭執的人之間竟有這如此多的一致。

美國人認為，在每個州[6]，社會的權力都必須直接來源於人民。但是他們設想，一旦這種權力被建立起來，那它可以說是沒有限制的，他們會意識到它將有做任何事的權利。

而至於賦予城市、家庭或者個人的權利，他們甚至想都沒想過。他們從來就沒有想過在不同的州和生活在各州的人身上使用不同的法律法規。

這樣的觀點也在歐洲越來越廣泛地傳播開了，甚至滲透進了那些強烈反對人民享有主權的教條主義者。這些國家的權力來源與美國是不同的，但他們對權力的看法卻是相同的。在各個國家中，中間權利的觀念正在慢慢消失。[7]關於一些個人天生就有固定特權的觀點也很快地從人們的觀念中消失了，而關於社會的無上權威或者說社會具有獨一無二的權力的觀點則正在取代它們的位置。這種觀點是以平等為條件生根的，並隨著身份的日益平等和人們的日益相似而發展的。平等產生的這些觀點，這些觀點又反過來加速了平等的進步。[8]

在法國，我之前所談到的革命比在歐洲的任何一個國家都要發展得快，因此這些觀點也完全占據了法國人民的思想。當你仔細地聆聽我們的不同黨派的發言時，你會發現他們中沒有一個是不接受這些觀點的。大多數人都認為政府的所作所為很拙劣，但是每個人都覺得政府應當長久地做下去，並將權力延伸到各個方面去。甚至那些激烈聲討政府的人也是這樣想的。社會權力的獨一性、普遍存在性和全能性，以及其規則的統一規範性構成了描述我們這個時代政治體系的顯著特征。你在大部分奇特的烏托邦主義思想的最深處也能找到這樣的觀點。人們在夢中都仍在追尋這樣的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