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龍政變

張柬之是個典型的大器晚成的人物。他是襄陽（今湖北襄陽縣）人，生於武德末期，少時就讀太學，涉獵經史，稍長進士及第，授青城縣丞。按理說，這種人生起點不能算低，如果正常升遷的話，他這輩子無論如何也跟“大器晚成”這四個字沾不上邊。可老天爺偏偏和他過不去，讓他在這個小小的縣丞職位上一待就待了四十多年，直到永昌元年（公元689年），武曌開制舉廣納人才，張柬之才以六十多歲高齡參加賢良科的會試，終於在一千多名年輕的競爭者中脫穎而出，獨占鰲頭，被擢為監察禦史。此後張柬之又在朝廷奮鬥了將近十年，才慢慢升到鳳閣舍人的職位。

聖歷年間，武皇受到東突厥默啜可汗要挾，不得不讓親王武延秀與可汗之女和親，張柬之認為有辱國體，上疏反對，從而忤旨，被貶到外地擔任刺史，後又轉任荊州都督府長史。此時的張柬之已經七十多歲，本以為這輩子就這樣到頭了，沒想到在狄仁傑的大力舉薦之下，他的人生再次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長安初年，張柬之重新回朝，歷任洛州司馬、司刑少卿、秋官（刑部）侍郎。

張柬之二度入朝的時候，狄仁傑已經去世，如果沒有其他貴人的幫助，武曌不見得一定會提拔他為宰相。他的第二個貴人就是姚崇。長安四年十月，武曌命宰相姚崇出任靈武道安撫大使，同時讓他舉薦朝臣為相，姚崇說：“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但其人已老，陛下應該盡快擢用他。”就這樣，在兩位能臣良相的先後舉薦之下，武曌終於讓張柬之入閣為相。

這一年，張柬之已經年屆八旬。

八十載的滄桑歲月徹底染白了老人的須發，但卻不曾湮滅他的匡復李唐之志。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拜相的那一天，前來道賀的文武百官看見張柬之的臉上迸發出了一種異樣的光芒。

那些擁李派大臣都知道，只有內心具有使命感的人，才可能“誠於中而形於外”，煥發出這種震撼人心的光芒。

公元705年陰歷正月，大周王朝的女皇武曌宣布改元神龍，同時采納宰相崔玄暐和司刑少卿桓彥範的建言，宣布將文明元年（公元684年）以來所有在押或流放的政治犯，除揚州叛亂與諸王叛亂的魁首之外，其他人全部赦免。

文明元年是武曌廢黜中宗，軟禁睿宗，正式臨朝稱制的那一年，也是武曌全面掌控帝國的開始，所以這道大赦令的意義自然非比尋常。它意味著風燭殘年的女皇武曌已經決意采取寬恕與和解的政治姿態，了結過去的恩怨糾葛，實現政權的順利交接與平穩過渡。

但是，八十一歲的女皇武曌做夢也不會想到，一場旨在推翻武周政權，匡復李唐社稷的政變行動已經在緊鑼密鼓的策劃中了。

張柬之計劃的第一步，是確立政變的核心力量。剛一拜相，張柬之便在擁李派大臣中迅速物色了四個人，作為此次政變的領導小組成員。他們是宰相兼太子右庶子崔玄暐、中台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

之所以會選擇這四個人，原因如下：

一、此次政變的主要目標就是匡復李唐社稷，因而太子李顯自然成為此次行動最重要的一面旗幟，但是他身份特殊，不便親自參與策劃，所以才由身為宰相兼東宮屬官的崔玄暐出面，其身份相當於太子派出的代表；

二、敬暉、桓彥範與張柬之不僅曾有過同僚之誼，相互之間知根知底，而且都是狄仁傑舉薦入朝的，大家同出狄公門下，意氣相投，立場一致；

三、袁恕己的情況與崔玄暐類似，也是因為相王李旦不便親自出面，所以就由他作為相王的代表參與到領導小組中來。

計劃的第二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就是掌握禁軍。槍杆子裏面出政權，這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當時的禁軍力量分成兩支：一支是北衙禁軍，駐守皇宮的北正門玄武門，負責保衛皇帝和皇宮的安全（七十九年前秦王李世民發動的那場政變，也是因為直接掌握了玄武門的禁軍，才保證了政變的成功。雖然當年是在長安的玄武門，這裏是東都洛陽的玄武門，但二者同屬北衙禁軍的駐地，因而其地位與作用一般無二。在日後的唐朝歷史上，玄武門還將數度喋血，所以有學者認為，在初唐歷史上不止發生過一場玄武門之變，而是有“四次”玄武門之變，神龍政變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北衙禁軍，還有一支南衙禁軍，駐守宮城以南的皇城。皇城是中央政府機構所在地，所以南衙禁軍的職責就是保衛宰相和文武百官的安全，同時也負有保衛京師之責。

北衙禁軍的最高統帥是左右羽林衛大將軍，當時的右羽林衛大將軍是李多祚。他是靺鞨人，曾追隨名將裴行儉出征西域，在高宗時代便已嶄露頭角，所以一直感念高宗的知遇之恩。張柬之首先找到他，開門見山說：“將軍今日的富貴，是誰給的？”李多祚感懷淚下，說：“大帝（高宗李治）。”張柬之當即亮出底牌：“今大帝之子為二豎（二張）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李多祚收起眼淚，指天盟誓：“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資治通鑒》卷二〇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