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孫無忌的悲劇：不懂得及時放手

顯慶二年（公元657年）二月，武後的第三子、剛出生三個月的李顯被封為周王（武後次子李賢已於永徽六年封為潞王）；稍後，蕭淑妃的兒子雍王李素節被降為郇王。三月，潭州都督禇遂良再度被貶至更偏遠的桂州（今廣西桂林市）擔任都督；幾天後，中書侍郎、參知政事李義府升為中書令。

這一年春天，有心人不難發現，在這一系列人事變動的背後，都有皇後武媚的一只纖纖玉手在撥弄乾坤。

同年八月，武後意識到時機成熟，開始對長孫一黨正式發難。

許敬宗、李義府這一對忠實鷹犬再次沖鋒在前。他們聯名上奏，稱侍中韓璦、中書令來濟與被貶在外的禇遂良暗中勾結，所以故意把禇遂良從潭州調到桂州；而桂州是軍事重地，可見韓、來二人是要以禇遂良為外援，“潛謀不軌”。

八月十一日，高宗下詔，將韓璦貶為振州（今海南三亞市）刺史，來濟貶為台州（今浙江臨海市）刺史；同時，再度將禇遂良貶為愛州（今越南清化市）刺史，將柳奭貶為象州（今廣西象州縣）刺史。

至此，長孫一黨被斥逐殆盡，只剩下一個光杆司令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無比悲哀地發現，自己就像是一只被剪除了羽翼的蒼鷹，再也不能翺翔於權力之巔了。

他比誰都清楚，貶謫流放的命運很快也會降臨到自己身上。

可是他無能為力。

從永徽六年的那場君臣博弈中敗下陣來之後，長孫無忌就意識到大勢已去了。無論他和他的親信們曾經建立了一個看上去多麽堅固的權力堡壘，可它終究是一座沙堡。

因為，倘若沒有君權的支持作為根基，外表再強大的相權，其實質也是脆弱的。除非這種相權具有取代君權的野心，而且確實也淩駕了君權。可長孫無忌顯然沒有這種野心和傾向，雖然自從高宗即位以來，他就一直表現得很強勢，可他充其量只是架空了君權而已，並沒有像歷史上很多權臣那樣完全淩駕於君權之上，或者動不動就擅行廢立。

從這個意義上說，長孫無忌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李治自覺不自覺地讓渡出去的。雖說這和李治仁弱的性情有一定關系，但這種讓渡在任何政權過渡期間和新君年少的情況下，都屬於正常現象，並不能全然歸咎於李治的弱勢或長孫無忌的強勢。

既然長孫無忌的權力歸根結底是屬於李治的，那麽只要哪一天李治意識到這種權力的讓渡對自己構成了威脅，而自己也具有了收回權力的能力，各方面的助力和客觀條件又已成熟，他就隨時有可能把權力收歸己有。

因此，長孫無忌的悲劇可以說是注定的。

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這就像一個自以為高明的馴獸師，把一只幼獅放在籠子裏飼養，雙方也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可等到獅子長大了，馴獸師卻對此渾然不覺，或者故意視而不見，依然把它當成沒有能力又需要保護的幼崽。這時候恰好又有一只母獅子來到了籠子邊，不斷鼓勵籠中獅去勇敢地追求自由，這只獅子就有可能憤然而起，和母獅子聯手撕破鐵籠，並最終咬死這個自以為高明的馴獸師。

所以，長孫無忌的真正錯誤並不在於從李治手裏拿走了太多權力，而是在於他沒有及時把這些權力歸還給李治。

他把暫時由他保管的東西，誤以為是他自己的了。

人生有兩條真諦，一條叫該出手時就出手，另一條叫該放手時就放手。

長孫無忌只明白前者，不明白後者，對權力過度迷戀，不懂得及時放手，最終當然要為此付出代價。

被一貶再貶的禇遂良來到迢迢萬裏的愛州後，預感到這個邊瘴之地很可能是自己生命的終點。追憶往日榮華，禇遂良不禁悲從中來。

他遙望長安，黯然提筆寫下了一生中的最後一道奏疏：“從前，魏王泰與太子承乾爭奪儲位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當時，岑文本、劉洎力挺魏王，臣抗旨固爭，皆陛下所見。後來，臣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至先帝臨終，只有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突遭巨變，不勝哀慟，臣以社稷為由寬慰陛下，陛下手抱臣頸。當時，臣與無忌處理政務，毫無缺失，僅用數日時間就安定了內外局勢。臣力量很小，而責任很重，動輒招致罪愆，就像一只卑微的螻蟻，僅余殘生，乞請陛下哀憐！”

禇遂良在奏疏中處處提醒天子，不要忘了他和長孫無忌的功勞。然而，在高宗李治看來，如果說他和長孫在貞觀末年確有大功的話，這樣的功勞也早已被他們在永徽年間的居功自傲、大權獨攬徹底毀掉了。尤其是那次血染丹墀的死諫，禇遂良當面揭穿了天子隱私，讓李治仿佛在眾人面前裸奔了一回，這種羞辱讓李治無論何時都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