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勣的仕途沉浮（第2/3頁）

然而，出乎太宗意料的是，他在臨終之前苦心孤詣布置好的這枚棋子，卻在高宗即位不久就忽然選擇主動出局，自行淡出了永徽朝廷的權力核心。

永徽元年十月，也就是禇遂良抑買土地案爆發的幾天前，李勣就頻頻向高宗提交辭呈。在李勣“固求解職”的情況下，李治不得不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職，仍保留同中書門下三品的職務，並另行授予“開府儀同三司”的榮譽銜。

對於李勣的主動隱退，李治實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願，李治也只好這麽做。

雖然李勣還掛著一個“同中書門下三品”的宰相銜，名義上仍然可以參與朝廷的最高決策，但實際上已經成為所有宰相裏面最沒有發言權的一個。因為一旦沒有在三省六部裏擔任實職，參與決策時就不可能拿出切合實際的有分量的意見，充其量也就是列席而已。另外，就那個“開府儀同三司”的頭銜來說，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這純粹是一個虛銜，基本上是給那些過了氣的功臣元勛養老用的。誰要是掛上這個頭銜，誰在政治上就徹底靠邊站了。而以李勣的年齡和能力而論，他實在不應該這麽早就靠邊站。

可問題在於，這是李勣自己的選擇，並非高宗的意願。

那麽，李勣為什麽會作出這樣的選擇呢？

答案很簡單——迫於長孫無忌的壓力。

永徽元年，長孫無忌的個人權勢雖然還沒有發展到後期那種一手遮天的地步，但是由於他的多重身份——天子舅父、開國元勛、顧命大臣、首席宰相，從而決定了他在高宗朝廷中獨一無二的權威和影響力。要與長孫無忌同朝為相，你要麽主動向他靠攏，要麽遲早被他搞掉，二者必居其一。

這一切，李勣看得比誰都清楚。

所以他寧願選擇隱忍和退讓。

但是，隱忍不等於怯懦，退讓也不代表無能。

這是策略，是戰術，是避敵鋒芒、保存實力！

事後來看，李勣的做法無疑是高明的。假如他不是在永徽元年急流勇退，遠離權力鬥爭的漩渦，那麽很難保證他不會在隨後的房遺愛謀反案中受到陷害和株連。

或許也只有到了永徽四年，當高宗李治意識到長孫無忌的權勢正在極速膨脹，而自己卻日漸陷入大權旁落、任人擺布的困境中時，他才會突然間明白李勣當初主動隱退的苦衷，也才能深刻領悟李勣保存實力的政治智慧。與此同時，李治當然也會回想起太宗當年給他安排這個輔弼大臣的深意。

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李治毅然決定讓李勣復出，把他擢升為三公之一的司空，顯然是希望他對長孫無忌形成制衡。誠然，司空也仍舊是個沒有實際職權的榮譽銜，但是鑒於其階位僅次於身為太尉的長孫無忌，並且李勣本人也是定策功臣和托孤重臣，所以此次任命就相當於恢復了李勣朝廷二號重臣的身份。

同時，李勣的這個職位變動也未嘗不是一個政治信號，它意味著——在長孫無忌高歌猛進、節節勝利的權力擴張中，高宗李治終於借助李勣的復出，對長孫無忌實施了一次反擊。

雖然此次反擊是李治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而且力量極其微弱（甚至微弱到引不起長孫無忌的警覺），但是，假如李治連這一點微弱的反擊都做不到的話，那麽帝國的整個最高決策層就會變成清一色的長孫班底了。

因此，李勣的復出對於高宗李治而言，實在是具有生死攸關的重大意義。

有了李勣這樣一個可以信任和依托的力量（盡管是整個宰相班子中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天子李治就可以慢慢醞釀自己的突圍行動——從大權旁落、任人擺布的困境中，從長孫無忌編織的那張黑色巨網中一步一步地突圍！

後來的事實證明，在天子的突圍行動中，尤其是在李治準備冊立武媚為皇後的關鍵時刻，李勣果然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淩煙閣二十四功臣中，長孫無忌名列第一，李勣位列倒數第二。這個差別顯然是巨大的，因為它並不是學校班級的座位號，而是政治交椅的座次，象征著一個從政者的資歷、威望和地位。

似乎是為了彌補這個差距，同時也為了提高李勣的政治威望，高宗李治特意在永徽四年的上半年，也就是擢升李勣為司空的不久以後，命人重新繪制了李勣的畫像，並且親自提筆作序。

在畫像的序贊中，李治說：“朕以綺紈之歲，先朝特以委公，故知則哲之明，所寄斯重！自平台肇建……茂德舊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飾丹青！”（《李勣墓志銘》）

李治這段話顯然是一個非常強烈的政治信號。因為長孫無忌、禇遂良與李勣同為顧命大臣，可高宗卻獨獨對李勣說“所寄斯重”“惟公而已”，這樣的表述當然是意味深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