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皇帝與無冕之王

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後的第一個年號，徽是標幟、美好之意，也象征著他的政治理想——秉承太宗皇帝的遺訓，高舉貞觀之治的偉大旗幟，讓大唐帝國江山永固，永遠保持一派政通人和、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

就是在這種理想的指引下，年輕的李治躊躇滿志地開始了他的帝王生涯。而太宗皇帝給他留下的兩個顧命大臣——長孫無忌和禇遂良也在他們的崗位上表現得兢兢業業、盡職盡責。史稱他們“同心輔政，上（李治）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資治通鑒》卷一九九）。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永徽時代也可以稱為後貞觀時代。

永徽之初，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帝國馬車在貞觀時代開創的寬衢大道上筆直地向前奔馳，沒有人感覺有什麽不妥。

唯獨有一件事情，讓高宗李治的心頭始終籠罩著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

那就是晉州（今山西臨汾）地震。

從貞觀二十三年八月開始，晉州地區就頻頻發生地震，僅第一次就倒塌了眾多民房，壓死了五千余人；同年十一月以及永徽元年四月、六月，晉州又接連地震，“有聲如雷”，令高宗李治困惑不已。

世人皆知，晉州是大唐王朝的龍興之地，又是天子李治任晉王時的封邑，如此龍脈所系之地，卻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接二連三地發生地震，這對剛剛君臨天下的李治而言，實在是一個不祥之兆。

古人大都相信天人感應之說。他們認為，大自然一旦發生災變，或者發生什麽奇異現象，一定是人事出了問題，尤其是政治上很可能出了問題。所以當高宗李治針對此事詢問他的東宮舊僚、時任侍中的張行成時，老臣張行成就直言不諱地吐露了他的隱憂：“今晉州地動，彌旬不休。雖天道玄邈，窺算不測；而人事較量，昭然作戒。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修德禳災，在於陛下。且陛下本封晉也，今地震晉州，下有征應，豈徒然耳。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舊唐書·張行成傳》）

此番直言的核心在於八個字：女謁用事，大臣陰謀。

如果放在許多年後來看，張行成所說的這八個字無疑是驚人準確的預言。

因為前四個字說的就是幾度浮沉而最終崛起的女人武曌，後四個字說的就是權傾一時而最終垮台的元老重臣長孫無忌。

當然，那個時候誰也不知道帝國的未來會是什麽樣子，高宗李治更不可能預見未來發生的一切，但這並不等於他會對張行成的一番直言無動於衷。相反地，李治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尤其是“大臣陰謀”四個字，更是有如一聲驚雷炸響在他的耳邊。

究竟是什麽樣的大臣，又將制造出什麽樣的陰謀？

李治對此憂心忡忡，卻又百思不得其解。

“深思遠慮，以杜未萌！”

張行成說的是對的，李治想，不管朝中隱藏著怎樣巨大的隱患，自己都必須居安思危、防微杜漸，並且想辦法把隱患挖出來！

而李治唯一能想到的辦法，就是像太宗皇帝那樣，命群臣上疏進諫，直言朝政得失。隨後，李治在朝會上對文武百官公開宣布：“朕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晉州之地屢有震動。良由賞罰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進封事，極言得失，以匡不逮。”（《舊唐書·高宗本紀》）

天子的詔命一下，群臣的上書立刻像雪片般飛來。

然而，令李治大失所望的是，百官們的奏疏雖然洋洋灑灑、文采斐然，可基本上都是一些大而無當的陳詞濫調。李治真正關心的問題，沒有人提出只言片語。

就在李治大感不滿的時候，一樁突如其來的案件，似乎讓他找到了問題的症結。

這是一樁彈劾案，被彈劾的對象是時任中書令的禇遂良。

發起彈劾的是禦史大夫李乾佑和監察禦史韋思謙，他們指控禇遂良“抑買土地”。所謂抑買，就是壓低價格強行購買；被強買的是一個胡人，其時在中書省擔任翻譯，是禇遂良屬下的一個小職員。

此案的性質一目了然，只存在兩種可能性：要麽是禇遂良仗勢欺人、以權謀私，要麽就是他以“抑買”的方式變相收受下屬的賄賂。而無論是哪一種，禇遂良顯然都已觸犯了法律。根據《唐律》，官員枉法求財者，可處以三年以下徒刑，並追還贓物；情節特別嚴重者，最高可處以絞刑。此案移交到大理寺後，大理寺丞張山壽經過查實，很快就作出判決：罰禇遂良銅二十斤（按《唐律》，罰銅二十斤相當於徒刑一年）。

這個判決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案情屬實，禇遂良確實觸犯了相關法律；二，量刑結果是以罰代刑，基本上屬於一種象征性處罰，明顯有從輕發落、大事化小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