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隨著這些年來長征研究的深入，有關長征的回憶錄、史料、研究著作相當廣。我們為什麽要重新整理出版這部《紅軍長征記》？它的價值何在？

第一，它是長征最原始的記錄。研究歷史的人都有這樣的感受，最原始的記錄往往最接近歷史事實，而以後的記載往往走向兩個方向：一是隨著档案的披露，歷史事件從表象到內在都逐漸清晰；二是為尊者諱，只宣揚勝利而掩蓋曲折困難，使歷史偏離了本來面目。《紅軍長征記》是親歷者的回憶，其真實性是無可置疑的。例如，長征的過程是以毛澤東為首的正確路線與“左”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進行錯綜復雜鬥爭的過程，當初撤離江西蘇區時是沒有明確方向的。董必武在《出發前》中說：“我們向陜甘前進，還是到川西後才決定的，假使在出發前就知道要走二萬五千裏的路途，要經過十三個月的時間，要通過無人跡無糧食的地區，如此等類，當時不知將作何感想。”長征初期紅軍在通過敵人封鎖線時，遭到前後的圍追堵截，形勢十分危急。張愛萍的《從兩河口到馬蹄街》描述紅三軍團4師行軍中邊走邊精簡行李，夜晚休息時又遭到敵人的襲擊，費了很大力氣才奪回陣地，掩護大隊突圍的情景，讀來如同身臨其境。莫文驊的《在重圍中》記述了渡湘江那段驚心動魄的戰鬥，頭上有飛機轟炸，後面有追兵，紅軍隊伍被打亂，自己的馬也險些丟失。然而紅軍憑著頑強的精神，強渡湘江，擺脫了敵人。童小朋的《殘酷的轟炸》記述了紅軍在四渡赤水行軍中遭受敵機轟炸的悲慘場面：“走到被轟炸的地方，真是使人目不忍看，耳不忍聞，炸傷的同志是在輾轉反側地叫痛，是在可憐地哭啼，是在要求同志們對他的幫助。他們手足斷裂了，頭臉破爛了，身體炸傷了，他們的鮮血仍在不斷地流，然而在同志們安慰時，仍表現他們為革命的決心，不因其負傷而稍減其堅決的志氣，相反地更加痛恨我們的階級敵人。”這些真實的記錄說明，長征絕不是輕松的漫遊，而是生與死的搏鬥，是用鮮血和淚水、汗水交織的戰鬥歷程。感受這些敘述，才會使後人對長征有一個真實的認識。

第二，歷史是人創造的，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創造的英雄史詩。《紅軍長征記》的每一篇回憶都體現出紅軍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和與艱苦的自然環境作鬥爭的豪邁精神。在艱苦的歲月裏，正是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的優良作風，使這支隊伍完成了二萬五千裏的壯舉。舒同的《蘆花運糧》描述了紅一軍團2師直屬隊克服種種困難，運送糧食救濟凍餓交加、危在旦夕的6團指戰員。當他們及時地將糧食運到時，6團的同志們激動萬分。莫休的《松潘的西北》記述紅軍過草地時，大家相繼絕糧。羅榮桓、賈拓夫把自己最後的麥粉貢獻出來，煮面湯讓大家分享。而莫休寧肯在泥濘的草地中步行，也要在馬背上馱一捆柴，宿營時依靠點燃的小火堆，大家一起度過那潮濕寒冷的黑夜。這些回憶錄中沒有什麽豪言壯語，一切都顯得那麽自然、那麽平常，在苦難中顯示出靈魂的純潔和升華。將偉大融入平凡，無疑是紅軍精神最突出的體現。

第三，《紅軍長征記》的價值體現在各個方面。紅軍經過的許多地方是人跡罕至的荒涼地帶。沿途的地理、氣候、民俗、生活、交通、村鎮等多種情況，是紅軍首次記錄的。這使我們大開眼界，不僅了解到紅軍長征中的戰鬥行軍，而且了解到許多過去沒有文字記載、鮮為人知的情況。童小朋的《禁忌的一天》講述了紅軍在廣西邊界地區翻越高山時體驗“瘴氣”的經歷，破除了千年來的迷信。馮文彬的《從西昌壩子到安順場》生動記錄了涼山彝族生活的情況，以及劉伯承總參謀長與小葉丹結拜兄弟的民族團結場面。謝覺哉的《卓克基土司宮》生動地描述了藏族官寨的建築特色，以及藏族生活和接受漢族文化的情況。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紅軍長征的《裏程表》，其中多數地名都是首次記錄，當年的地圖上並無記載。今天經過考證才知道，有些地名並不準確，是行軍時向當地人詢問，聽口音記錄的。如翻越六盤山時經過一個叫作“布置要峴”的地方，準確的地名是“堡子崾崄”。一些藏區地名如“打鼓”“蘆花”等，都是藏語音轉，與漢文的字意無關。如同地理發現一樣，正是因為紅軍走過，這些偏遠地區才被記載下來，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佐證。

第四，從文學角度看，《紅軍長征記》無疑是一部優秀的軍事文學作品集。讀過《史記》的人都喜歡司馬遷筆下的人物，《項羽本紀》中“破釜沉舟”“鴻門宴”“霸王別姬”等生動情節，成為千古傳誦的故事。《紅軍長征記》的作者以樸實的文筆，如實地反映了紅軍戰鬥、行軍、生活的各個方面。劉亞樓的《渡烏江》敘述了紅軍三次強渡的戰鬥經過，既有戰士們不畏艱險、冒著槍林彈雨飛渡的場面，又有機智的連長潛伏一夜、出奇制勝的情節。不是親臨前線的指揮員，不可能如此生動、細膩地刻畫戰鬥的全過程。許多文章中充滿了革命的英雄主義和樂觀情緒。彭加倫的《飛奪瀘定橋》描繪了紅軍攀著鐵索向對岸攻擊，高喊“要橋不要槍”的豪言壯語，敵軍在震撼下心理崩潰，縱火逃命。如果作家要編寫長征題材的文學或影視作品，這些回憶錄無疑是最有價值、最真實的素材。周士第的《吃冰淇淋》講述了紅軍幹部們在海拔5000米的打鼓雪山頂上，用冰雪加糖精自制“冰淇淋”，談笑作樂，表現了紅軍不畏艱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李一氓的《從金沙江到大渡河》在記錄巧渡金沙江和會理戰鬥的同時，忙裏偷閑，考察川西的縣城、民風、文化，還根據清人筆記將石達開史事作了一番實地對照和考證。文筆流暢而富有學者風範，既有革命意義，也有學術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