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新中國建立後，思想輿論需要統一。宣傳中共的歷史和毛澤東的生平，是一項很嚴肅的工作。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胡喬木署名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胡喬木長期擔任毛澤東的秘書，當時又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新聞總署署長。這篇文章經過劉少奇等領導人的修改，毛澤東定稿，實際上是中共中央正式發表的簡明黨史。此後，全國黨史界的口徑，都遵循於此。毛澤東的傳記除了蕭三的《毛澤東同志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李銳的《毛澤東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動》等少數作品，多數都是回憶錄和毛澤東活動的報道。這些作品充滿了對領袖的愛戴和感激之情，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文章中對毛澤東的崇拜和溢美之詞也越來越多。

在海外，由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新中國的敵對立場和封鎖，很少有嚴肅的毛澤東傳記問世。斯諾、史沫特萊、斯特朗等進步作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作品的發行受到限制。但是1959年在美國出版的蕭瑜著“Mao Tsedong and I were beggers”（《毛澤東和我曾經是乞丐》），引起了較大的轟動。

《毛澤東和我曾經是乞丐》

這是蕭瑜撰寫的有關毛澤東早期生活經歷的回憶錄。蕭瑜，字子升，蕭三的哥哥，毛澤東早年的同學和朋友。書中回憶了他和毛澤東自1916年至1921年期間在長沙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學習和組織“新民學會”的經歷。蕭瑜和毛澤東曾是關系密切的同學，他們都是楊昌濟先生的得意門生，曾經一同懷有救國之志，縱論天下大事，尋求強國之路。他們一起創辦“新民學會”，一起組織留法勤工儉學。1917年暑假，蕭瑜和毛澤東為了調查社會，一起化裝成“乞丐”，身無分文，步行千裏，考察了長沙、寧鄉、安化、益陽和沅江五縣，深入社會底層，廣泛接觸各階層人士。1936年毛澤東曾對斯諾談起此事：“（1917）年夏天，我開始在湖南徒步旅行，遊歷了5個縣。一個名叫蕭瑜的學生與我同行。我們走遍了這五個縣，沒有花一個銅板。農民們給我們吃的，給我們地方睡覺；所到之處，都受到款待和歡迎。”[13]這次社會調查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是他後來重視社會調查和實事求是作風的一個起源。這段不尋常的經歷也使蕭瑜終生難忘，所以他用5萬字的篇幅詳細敘述了考察的全過程，並且起了這樣一個書名。其實文人“行乞”是當時湖南的一種社會風氣。蕭三在《毛澤東同志的青年時代》中這樣說：“一個夏天，毛澤東同志利用暑假期間，遊歷湖南各縣。身邊一個錢也不帶，走遍了許多地方。遇到政府機關、學校、商家，他們就作一副對聯送去；然後人們給他吃飯，或打發幾個錢，天黑了就留他住宿。這在舊社會叫作‘遊學’——沒有出路的‘讀書人’，又不肯從事體力勞動生產，就靠寫字作對聯送人、‘打秋風’以糊口。毛澤東同志卻用這個辦法來遊歷鄉土，考察農民生活，了解各處風俗習慣——這是他這個舉動的現實主義的一面。”[14]以後，他與蔡和森又進行了類似的考察。

蕭瑜手繪與毛澤東遊學插圖

在長沙的幾年間，毛澤東與蕭瑜交往密切，在現存的《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中，尚保存了1915年至1916年間毛澤東給蕭的11封信。信中很少談及私事，而是討論學問、修身、道德、社會等一系列問題。正是因為這種求真知的共同理想，使他們共同創辦了“新民學會”這個湖南早期革命組織。蕭瑜在書中敘述了學會的一些活動情況，還是有歷史研究價值的。而且書中反映出，隨著形勢的發展，在尋求救國的道路上，新民學會的會員中產生了兩條道路：以毛澤東、蔡和森等人為代表，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上了無產階級革命道路，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先驅；而以蕭瑜等為代表，信奉無政府主義和資產階級革命，終於與毛澤東分道揚鑣。盡管蕭瑜以自我為中心，標榜自己與毛澤東的爭論，但是歷史早已作了結論。毛澤東成為新中國的締造者和偉大領袖，而蕭瑜則在政治上連遭失敗，最後流落海外。

因為蕭瑜與毛澤東的關系，作為當事人寫的回憶錄，對研究早年的毛澤東是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的。例如蕭瑜留法回國後，與毛澤東作最後的長談。毛澤東闡述了他信仰馬克思主義，主張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而蕭則主張走蒲魯東主義的道路，導致他們最後的分手。這反映了毛澤東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從一個愛國青年成長為無產階級革命者的過程。書中寫毛澤東對知識的渴求，對國家和社會前途的關注，對封建禮教的反抗，性格的豁達奔放，都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但是書中也有明顯的不實之詞。例如在蕭瑜筆下，毛澤東表現得像一個追隨者。什麽大事都是蕭瑜做決斷，當他們討論問題時，蕭瑜的滔滔不絕常使毛澤東沒有話說。這顯然不能讓人相信，從毛澤東早期給蕭的信來看，他們討論問題都是平等的，各抒己見。毛澤東雖然尊重蕭瑜，但絕不盲目服從他的意見。蕭瑜還寫到毛澤東邀請他一起到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更屬杜撰。他們已經政見不合，毛澤東是不會把黨的機密大事隨便告訴他的。而且當時毛澤東和何叔衡在一起，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也證實毛澤東根本沒有帶任何朋友來上海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