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提到毛澤東早期傳記，首推斯諾的《毛澤東自傳》。這部傳記的產生，充滿了偶然和傳奇的因素。斯諾不是共產黨人，是一位自由撰稿的記者。他回顧當年前往陜北紅區的情況：“1934年，我的出版商（哈裏遜·史密斯，屬於蘭登書屋）提議同我簽一項合同，預付稿費750美元，讓我寫一本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書。在一時樂觀主義情緒的支配下，我接受了這個提議。但是幾個月之後，我開始認識到，連一名‘紅色’士兵都沒見過，要寫這樣一本書是不可能的。我想放棄整個計劃，因為看不到有訪問共區的可能性；雖然我已經收集了許多歷史資料，從未親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願意寫的。我所代表的英國報紙（《每日先驅報》）對這個題材也極感興趣，它在1935年建議資助我作一次旅行，以獲得‘關於紅色中國的真相’。這個建議我也放棄了。然而到去年（1936年）5月底，我得到了關於張學良和紅軍之間達成停戰的一些好消息，聽說有可能進入陜北的紅色地區了。那是具有極大誘惑力的，被封鎖了九年的世界性頭號新聞。這徹底喚醒了我作為記者的本能欲望。”[1]

1936年7月，在宋慶齡的幫助下，斯諾由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化名王牧師）帶領秘密進入陜北紅區，開始了幾個月的采訪。當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帶領紅一方面軍部隊完成長征後，正處於極度困難的時期。1935年9月在草地，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擁兵自重，命令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南下。毛澤東等被迫脫離紅四方面軍，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單獨北上，這是被毛澤東自稱為“一生最黑暗的時刻”。直到斯諾進入陜北前夕，在中共中央努力爭取下，張國燾才放棄了自己的“第二中央”，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後北上，當時正在途中。毛澤東與紅軍到達陜北後，受到了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和封鎖，生活處於極端的貧困之中，由於和張學良部達成了和平協議，嚴峻的形勢才稍有緩和。當斯諾進入紅區采訪，毛澤東認為這是向全世界宣傳紅軍的好機會。8月5日，毛澤東與楊尚昆聯名致函參加過長征的同志們：“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幹片斷。文字只求清通達意，不求鉆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大家紛紛開始撰寫回憶錄。童小鵬在8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楊（尚昆）主任、陸（定一）部長又來要我們寫長征的記載，據說是寫一本《長征記》。用集體創作的辦法來征集大家——長征英雄們的稿件，編成後由那洋人帶出去印售。並雲利用去募捐，購買飛機送我們，這真使我們高興極了。”[2]大家的創作積極性很高，短短兩個月內，紅軍總政治部就征集到了約200篇作品。斯諾在1936年10月離開陜北時，“帶著一打日記和筆記本，30卷照片，還有好幾磅重的紅軍雜志、報紙和文件”。這裏就有《紅軍長征記》的部分原稿。

可見，毛澤東歡迎斯諾的到來，首先是為紅軍的出路和生存考慮。他希望斯諾客觀公正地報道這些被國民黨稱為“共匪”的人，使外界同情紅軍，幫助紅軍。紅軍長征的故事就是這樣流傳出去的，在中國民眾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毛澤東並沒有請斯諾為自己作傳的想法，斯諾在紅區采訪後，紅軍和中國革命的傳奇故事使他處處感到新奇，興奮不已。那麽領導這些紅軍創造奇跡的領袖又是什麽人呢？他自然對毛澤東本人產生了極大興趣，因此，斯諾向毛澤東提出了采訪的要求，希望毛澤東講述他本人的故事。毛澤東在與斯諾的長談中講述了中共的成長歷史和紅軍的戰略戰術，但很少談及自己和其他個人。而斯諾追求的恰恰是人的故事，在斯諾的一再要求下，毛澤東終於說：“如果我索性撇開你的問題，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訴你，你看怎麽樣？我認為這樣會更容易理解些，結果也等於回答了你的全部問題。”

《紅軍長征記》書影

斯諾叫道：“我要的就是這個！”

斯諾回憶：“在以後接著幾個晚上的談話中，我們真像搞密謀的人一樣，躲在那個窯洞裏，伏在那張鋪著紅氈的桌子上，蠟燭在我們中間畢剝著火花，我振筆疾書，一直到倦得要倒頭便睡為止。吳亮（黎）平坐在身邊，把毛澤東柔和的南方方言譯成英語。”[3]

參加翻譯工作的吳黎平同志回憶：“毛澤東同志就此同斯諾談了十幾個晚上。談話通常從晚上九點多鐘開始，未談正文之前，毛澤東同志常談一兩個短故事（斯諾後來在寫書的時候說，他很遺憾沒有把這些故事記下來）。談到十一二點鐘時，毛澤東同志招待他吃一頓便餐，有饅頭和簡單的菜，菜裏有一點點肉，這在當時的困難條件下已是十分難得的了。對客人來說，這是夜宵。但對毛澤東同志來說，則是正常的晚飯。因為毛澤東同志為了指揮戰爭和領導全國革命工作的需要，往往在夜間工作直到淩晨才休息。毛澤東同志同斯諾談話時，要我去做翻譯。談話時有正文，也插些故事、閑話，毛澤東同志的態度是那麽平易近人，談話又是那樣生動活潑，逸趣橫生，久久不倦。斯諾常說這是他生平經歷過的最可寶貴的談話。談話一般都談到夜間兩點來鐘。談話時斯諾作了詳細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