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變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說說北京政變。

面對一直在戰場上不倒的吳佩孚，硬碰硬可能很難獲勝，但他的對手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取得勝利，例如迂回戰術。

這一次，執行此戰術的關鍵人物毫無疑問是馮玉祥同志。作為直系後備軍的馮玉祥為什麽會臨陣倒戈？史料提供了如下四種主流說法。

其一，馮玉祥同志愛國之心切切，早就看直系的腐敗統治不順眼，於是出面力挽狂瀾。

其二，孫中山派遣人士遊說馮玉祥，請他為國為民，顧全大局。於是馮玉祥反戈一擊。

其三，馮玉祥被張作霖收買了，為利出賣故主。

其四，一切都是段祺瑞為報當年直皖之戰的一箭之仇在背後搞鬼。

仔細推敲史料後發現，這四種說法都不全對，但若是把它們合起來，那就貼近事情的真相了！

馮玉祥臨陣倒戈的經過大概是這樣的。

馮玉祥當年在直皖之戰後實力突飛猛漲，引起了吳佩孚的警惕，自此，吳佩孚在軍隊編制和軍費諸多方面全力打壓馮玉祥，給馮玉祥穿起了各種款式的小鞋，讓馮玉祥的日子比較難過。

馮玉祥因此對吳佩孚非常不滿，這是兩個人產生矛盾的根源。

因此等到直奉之戰打響後，馮玉祥身為第三軍總司令，工作態度卻十分消極，完全沒有跟張作霖交火的意思。他在一旁靜觀直奉大戰，看誰能取得決定性優勢，然後他再趕上去踩一腳。

就在他觀望之際，一些有想法的勢力紛紛打起了他的主意。

第一個找上門來的是一個叫黃郛的人。

黃郛的身份比較復雜，他既是同盟會會員，也是蔣介石的把兄弟，又是現任的教育總長，當然最主要的還是跟馮玉祥關系比較熟。

黃郛開門見山地說：我是段祺瑞派來的，代表他邀請你反直，你也不必有後顧之憂，擔心閻錫山、張作霖等人抄你後路什麽的。段祺瑞已經做通了他們的思想工作，大家一致同意反直。

馮玉祥動心了。

就在此刻，張作霖的代表也來了。

奉軍作為進攻的一方，部隊傷亡肯定大於防守的直軍，張作霖焉能不急？當他發現馮玉祥的部隊遲遲不動後，就知道這是個機會，於是派出代表過來講和，同時帶來的還有一百萬銀元（張學良回憶說是五十萬）的好處費。

與奉系的此番接觸更是堅定了馮玉祥“倒直”的決心，既能賺取人情，也有錢拿，還可以報直系欺負自己的仇，那就幹吧。

在動手之前，他需要想辦法降低進軍北京的風險。

於是，馮玉祥找來了兩個幫手合夥經營這個“背後捅刀子”項目。

一個人叫胡景翼，另一個人叫孫嶽。

胡景翼是同盟會會員，同時也是馮玉祥的老戰友，兼馮玉祥的副司令，率部駐紮在北京附近。

孫嶽也是同盟會會員，同樣是馮玉祥的老戰友。遙想當年“灤州兵諫”時，兩個人還是下級軍官。歲月如歌，時光似箭，馮玉祥發了不說，孫嶽也坐上了北京警備副司令的位置，負責北京的城防，是馮玉祥能否順利攻破北京的關鍵人物。

胡景翼、孫嶽二人在得知馮玉祥的具體想法後，沒有踟躕猶豫，很是豪爽地拍板決定：好哥們兒必須講義氣，堅決力挺！

接下來，三個人確定了如何拿下北京的計劃和關鍵細節。

23日，北京政變發生。

回過頭來看，這次政變有些撲朔迷離。

段祺瑞、張作霖在此事中都有所參與，至於孫中山是否參與實在難說。雖然黃郛、胡景翼、孫嶽都是曾經的同盟會會員，但當時都不是國民黨員，很難說孫中山能號令他們，然而也不能完全否認這種可能性。

當然，馮玉祥此人確實跟一般的軍閥大老粗不太一樣，他生活作風正派、簡樸，思想相對進步，有著稍顯粗糙的革命理想——他不僅是“灤州兵諫”的積極分子，還欣賞孫中山的國民革命主張，從他在“北京政變”之後給自己的部隊取的新名字“中華民國國民軍”就可見一斑。

不管怎樣，“北京政變”能夠成功，馮玉祥功不可沒。

成功把直系推向懸崖的馮玉祥並不滿足，他決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做一件從“灤州兵諫”那會兒就想做卻一直到今天還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將溥儀趕出紫禁城！

想幹就幹，待北京局勢漸穩，馮玉祥便指示手下鹿鐘麟帶著全副武裝的衛隊殺氣騰騰地來到紫禁城，要求溥儀必須在兩小時內從紫禁城消失！

就歷史經驗來看，武力威逼的效果大都不錯，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爭。

溥儀先生果然被嚇得魂不附體，慌忙從紫禁城中搬出，在鹿鐘麟的“熱情幫助”下，很快就遷入了生父載灃居住的醇王府，過起了“平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