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矚目大西南（第3/14頁）

毛澤東選擇殲滅對象時，是揀弱的打。

蔣介石對付地方軍閥也是如此。

收拾大西南，他首先選中了與他關系最深、但實力最弱的王家烈。

他把石頭準備好了。

這塊石頭，就是緊緊跟在紅軍後面的薛嶽。

二、量變，質變

1935年1月，當長征隊伍一步步深入西南腹地、逼近遵義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知道他們正在接近最終使他們從失敗走向勝利的轉折點嗎？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中央紅軍不得不放棄根據地突圍西征，湘江一戰又折損過半，已經積聚起了足夠的量變，質變已勢在必然。但社會規律與自然規律的區別就在於，前者不能自然而然地實現，必須經過人們不懈的努力、忘我的奮鬥去爭取。

在這方面，毛澤東的確不屈不撓。

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裏把長征中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的接近形容為“擔架上的‘陰謀’”。其實毛澤東的這一工作，在長征之前已經開始。

孔荷寵的叛變使敵人知道了中央各機關在瑞金的準確位置。1934年8月瑞金連續遭到敵機轟炸，中共中央被迫遷往雲石山。雲石山上有一個小廟，叫“雲山古寺”，毛澤東和張聞天的住處都在裏面。開始是生活上互相關心，後來在小廟裏那棵黃槲樹下的一次深談，毛澤東才知道張聞天也對博古、李德等人的領導深為不滿。

毛澤東當時脫離中央核心已久，連廣昌戰役後的“博洛分裂”都不知道。

洛甫，即張聞天。

張聞天與博古早就相識。兩人都是1925年入黨。當時張聞天在蘇州樂益女中任教，到蘇州高等工業專門學校演講，台下聽眾中就有一名叫秦邦憲的青年。秦邦憲1926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學，起俄文名БОГУНОВ，中文譯作“博古諾夫”，名字起得也很合他的性格：БОГ是“上帝”之意。回國後他的化名就是博古。

張聞天先一步到中山大學學習。兩人氣質、性格完全不同。張聞天學識淵博，思維縝密；博古大刀闊斧，口若懸河。在中大內部鬥爭期間兩人都站在支部局一邊，屬於少數派，即後來響當當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在蘇聯團結一致英勇戰鬥的布爾什維克，到了中國卻指責對方為普列漢諾夫。

博古1930年5月回國，比張聞天早7個月。這7個月可不能小看，它成為博古日後在張聞天面前總有一種優越感的重要發源。

當時恰逢比博古更加大刀闊斧的李立三推行“立三路線”。博古從王明那裏知道了共產國際對“立三路線”的態度，便和王明一起激烈地反對這一路線。李立三給王明6個月留黨察看處分，給博古、王稼祥、何子述3人黨內嚴重警告處分，4人都被調離中央機關。

待米夫來中國收拾這個局面時，挨的處分就成了王明、博古等人的重要資本。米夫在中國最大的成果，就是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損失的六屆四中全會。這屆全會後王明成為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博古也反敗為勝，先當團中央宣傳部長，後成為團中央書記。

張聞天1932年2月回國時，驚心動魄的鬥爭都已過去了。他和楊尚昆一同回來，博古代表黨中央最先迎接他們。憑理論功底，張聞天不久就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職務，但在博古等人看來，總有一些下山摘挑子的味道。1931年9月，鑒於王明要去蘇聯，周恩來要去中央蘇區，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博古排第一，負總責，張聞天排第二，負責中央宣傳工作。博、張二人連候補中央委員都不是，皆一蹴而就為政治局常委。

但一、二把手很快就出現不和。

1932年10月下旬，團中央機關遭到大破壞，幾位負責人被捕後相繼叛變。住在團中央機關的張聞天覺得無法再從事地下鬥爭，便提出到中央蘇區去工作。博古不同意。此前博古已經在臨時中央常委會議上表示，為加強對中央蘇區的領導，他要親自前往。他想把張聞天安排到北方局去開辟工作。

他們的意見不統一，便請示共產國際。

國際回電：整個中央首腦機關遷入江西中央蘇區。

1933年1月中旬至下旬，張聞天、博古、陳雲先後到達江西中央蘇區。在蘇區工作中，怎樣認識統一戰線策略的變化，如何看待蘇區的資本主義經濟等，博古與張聞天分歧不斷。1934年1月底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因毛澤東不管日常事”，博古讓張聞天出任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覺出博古既要讓他排擠毛澤東，又要把他擠出中央決策圈。兩人積聚已久的矛盾終於爆發了。

廣昌戰役的失敗成為沖突爆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