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烈火真金

造就大英雄的時代，即是產生大叛徒的時代。有多少至死不渝的忠誠，就有多少鮮廉寡恥的叛賣。將領與將領的思想交鋒中，王耀武不是勝者。陳毅向真理低頭，卻從不向困難低頭。孔荷寵沒有龔楚幸運，卻幸運地早早結束了吞噬靈魂的痛苦。

一、嬗變（二）

今天中國共產黨已經擁有7000萬黨員。新發展一名新黨員，要經過嚴格的手續和復雜的程序。本人申請，組織核準為發展對象，然後檢驗申請人平時表現，入黨動機，申請人對黨的性質、指導思想、綱領、路線的認識；對黨員的基本條件、權利和義務的理解；然後是上級組織發公函對家庭情況外調，支部大會審議，介紹人談被介紹人基本情況和培養過程，支部大會討論，舉手表決，形成決議報上級黨委審批，預備期從支部大會通過之日算起……為了讓各級黨組織嚴格履行組織手續，把好關，組織部門編寫了一本又一本發展新黨員的說明。

國防大學副教育長譚恩晉談起來感慨萬千：“我1947年在北平入黨時，就是一個晚上被叫到城墻根底下，只問了我一句：‘咱不怕死？’我說：‘不怕！’負責發展黨員的那位同志說：‘好，從現在開始，你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那個年代令聽者，說者，都很感慨。

當時的回答沒有今天這麽復雜。只須：怕，或是：不怕。

雖很簡單，卻很嚴酷。確是一句頂一萬句。

這是面臨十字路口的抉擇，把生命和熱血留給自己還是交給黨的抉擇。

生命只有一次。生活多麽美好。還有什麽比生死考驗更大的考驗呢？

共產黨人的隊伍曾經出現過兩次大的動搖與叛變。

一次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一次就是1934年紅軍長征。

“四一二”“清黨”，“寧可錯殺，不可錯放”，共產黨人橫屍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釗、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李啟漢、肖楚女、鄧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陳喬年、張太雷等多名領導人相繼遇害。嚴酷的白色恐怖中，組織被打散，黨員同黨組織失去聯系；仿徨動搖者紛紛脫黨，有的公開在報紙上刊登反共啟事，並帶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後，共產黨再次面臨著這樣的局面。

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方志敏、紅十軍團長劉疇西、中華蘇維埃教育人民委員瞿秋白、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等人，被敵人捕獲槍殺。中華蘇維埃工農檢察人民委員何叔衡、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賀昌等人，在戰場上犧牲。

新中國同齡人都記得這三部作品：方志敏的《可愛的中國》、瞿秋白的《多余的話》、劉伯堅的《帶鐐行》，都是他們在鐵窗中對中國命運的思索。

是文學，也是歷史，更是一腔熱血。

國民黨南昌行營有如下記載：

“截止本月底（注：1935年3月底），江西清剿軍先後在於都、會昌俘紅軍六千余人，步槍手槍兩千余支，機關槍五十余挺。在瑞金俘紅軍三千余人，掘出埋藏步槍身八千支，機關槍二百余挺，炮身十余門，迫擊炮十余門，圖書三十余箱，銅錫兩百余擔。”

比犧牲更加嚴重的是叛變。

最先是被蔣介石稱為“紅軍瓦解先聲”的孔荷寵叛變。

孔荷寵是湖南平江人，參加過湘軍，1926年入黨，先是搞農民運動，後組織農民武裝，任遊擊隊大隊長、湘贛邊遊擊縱隊司令。參加平江起義後任紅五軍第一縱隊隊長，紅軍獨立第一師師長、紅十六軍軍長，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革軍委委員，出任湘鄂贛邊區總指揮兼紅十六軍軍長。1932年因犯盲動主義錯誤受到朱德批評，被撤銷職務，入紅軍大學學習。1933年調中央動員部工作。1934年7月利用去外地巡視工作之機叛逃。

叛逃後他供出了湘鄂贛邊區中共、紅軍和蘇維埃政權組織情況，幫助國民黨軍制訂“圍剿”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計劃，特別是他提供的中央機關在瑞金駐地，為國民黨空軍轟炸提供了準確情報。後來他被委為“特別招撫專員”。1935-1937年間，組織便衣別動隊，專門襲擊紅軍遊擊隊。

孔荷寵的叛變沒有成為紅軍瓦解的先聲，但的確成為了一連串投敵叛變的先聲。

中央紅軍長征後，蘇區先後出現閩北分區司令員李德勝叛變，瑞金紅軍遊擊司令部政委楊世珠叛變，閩贛分區司令員宋清泉叛變，湘贛省委書記兼湘贛分區政委陳洪時叛變，閩浙贛省委書記兼閩浙贛分區司令員曾洪易叛變，贛粵分區參謀長向湘林叛變，閩贛分區政治部主任彭祜叛變，紅十軍副軍長倪寶樹叛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