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再創嘉年華（第4/5頁）

對多數人而言，“消失”的那些事情很快就可以用宗教取代。如同馬克思預測的，宗教不會凋謝，甚至正大舉地復蘇，在美國為主流的基督教與全球各地的伊斯蘭教仍然欣欣向榮。人們在宗教中找到許多寄托，例如活著的目的、受苦受難的形而上學解釋等。在宗教裏也能找到社群，不管是伊斯蘭的“烏瑪”（umma，編按：來自同一地區、祖先相同的社群）或臨近的小鎮教堂，都讓人有歸屬感。基督教擬人化的上帝更是成為人類團結的象征，雖然我們肉眼看不見，但他能陪伴我們、安慰我們、給予各種建議。據說他能治療憂郁、疏離感、寂寞，甚至解決一些現實的問題，像是酒精與藥物成癮，他發揮的力量就像有愛的社群一樣。

但比起過去熱愛跳舞的宗教，今日的“信仰”比較呆板、沒有活力。不過既然是“信仰”，也就是說它基本上是由信念組成，而不是直接的認知。不過史前時代祭典上的舞者、酒神的伴侶或伏都教的信徒並非如此，他們不“相信”神存在，而是“感知”到神，因為集體狂熱活動到達高潮時，神明便附身在他們身上。現代基督徒也許有類似的經驗，但基督教的基本要求是“信念”，得通過努力想象才知神意。相反地，狄俄尼索斯不會要求追隨者相信他，而是呼喚他們前來與他接觸，讓他進入他們的身體與心靈，感受他的狂野與光芒。

從以上種種論點看來，我們想象中那些“未改信基督的野人”看到文明的成果，應該會感到失望。他們會感慨神明不見了，現代人要請神降臨的話，就得運用自己的想象力以及內在的信念，而不是跟眾人一起參加祭典。他們也會被現代人繁衍的成果嚇到，地球上居然有這麽多人口，快超出環境負荷了。雖然人口這麽多，但個人的生活並沒有變得更豐富，人與人之間反倒充滿敵意與挫敗感。周邊環境的慘況令他們害怕，科技進步了，但對於貧窮與疾病仍然無能為力。最令他們難過的是，這些同種人已經瀕臨滅亡的邊緣了——流行病、全球暖化、核武威脅、自然資源耗盡，這些危機終將毀滅人類。現代人又太過疏離，無法團結起來面對問題，像遠古的智人那樣肩並肩站在一起抵抗掠食者。

當然，我們已經開始嘗試解決問題了。世界上數百萬的人參與各種運動，關心經濟公平、和平、平等、環保等議題，這些運動孕育出我們日常被動生活中難以見到的團結和歡慶精神。不過，今日我們已經找不到人要創造單純的集體歡愉活動了。大多數人已不太熟悉“集體歡愉”這個概念，還以為是一種異國情調。

我們得好好解釋一下為何集體歡愉的聲音消失了。我們先還給慶典的敵人一些公道，比如羅伯斯庇爾。假如他們有些幽默感，願意討論一下的話，大概會想說服我們，那些失去的東西其實不重要。說真的，只有傻瓜或是嗑太多藥的嬉皮才會以為，恢復慶典和狂熱儀式可以拯救人類以及解決目前的危機。就算我們現在復興了過去的慶典活動，還能找回它原來的熱度和意義嗎？手牽手、一起唱歌跳舞並不能帶來世界和平，也不能修復被汙染的大地。事實上，慶典有時候只是用來安撫或麻痹參加者的情緒。歐洲好幾個世紀以來，嘉年華與暴政並行不悖，因此學者才用“安全閥”來解釋嘉年華的社會功能。美洲原住民無法靠狂熱儀式“神鬼之舞”改變他們種族被滅絕的命運，同樣地，被殖民的非洲人跳舞跳到出神也不會變得刀槍不入。在群體存亡的關鍵時刻，舉辦狂熱儀式可能只是浪費體力。不只如此，像海地的獨裁者“爸爸醫生”杜瓦利埃（'Papa Doc'Duvalier)就極力支持伏都教，好用它來加強對人民的控制。

我身上也流著加爾文教徒的血液，畢竟我的祖先可是貨真價實的蘇格蘭長老會信徒。他們孜孜不倦地告訴我，做好工作、拯救世界，有時間再慶祝一下。在貧窮、困境和生存危機下，沒時間、也沒正當理由去想尋歡作樂的事。我們心裏的聲音如是說：“別聽那些微弱的鼓聲和笛聲，狂野的嘉年華和跳舞儀式都是古老的事情了。酒神的女祭司早就死了，古典學家出於好奇心作祟才研究她們。地球上也沒有多少‘原住民”了。忘了過去吧，反正多半都是想象出來的，去工作吧！”

但是……狂熱的因子並沒有遠離。官方鎮壓了幾百年，還打算用大型集會取代慶典，但它還是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冒出新芽。搖滾革命在戰後美國突破重圍，解除社會常規下的焦慮感，反文化運動因此誕生。在文化光譜的另一端，大型運動賽事結合民族主義，吸引人們參加運動嘉年華，個人的創造力和集體愉悅都被召喚回來。宗教領域的狂熱活動也還在進行，例如每年猶太教哈西德派教徒（Hasidic）會去烏克蘭小鎮烏曼（Uman）朝聖。蘇聯解體後，猶太教哈西德派就發起這項朝聖活動，男眾全身穿著白色衣服在街上唱歌跳舞，以紀念死去的拉比。參加大眾慶典的沖動一直都還在，一有機會我們絕不會放過。伊朗絕對是世界上最壓抑的國家之一，它在1997年晉級世界杯足球賽，根據《新聞周刊》的報道：“慶祝活動癱瘓了整個德黑蘭，女人脫下了政府規定要戴的面紗，男人紙杯裏倒的是平常禁止飲用的伏特加，青少年則在街上跳舞。”[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