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遊行集會作為統治手段（第2/3頁）

意大利沒有經歷過宗教改革，慶典傳統根深蒂固，法西斯黨徒非常煩惱。1926年，墨索裏尼宣布：“時候到了，我們該停止這些儀式、聚會和慶典。”他說，這些活動一點都不嚴肅。一年後他正式下令，慶典、遊行、嘉年華、紀念日、傳統節日、演講等活動一概禁止，當然與他有關的活動還可以進行。[50]顯然這些禁令不是完全有用，法西斯黨的秘書阿希爾·斯塔拉切（Achille Starace）只好在1932年進一步禁止晚宴上的綜藝秀以及跨年派對。這些活動一點都不“嚴肅”，人們還因此冷落了法西斯規定的年終紀念日（每年的10月29日）。斯特拉奇的論調與十七世紀加爾文主義者一樣，他警告參加宴會的人，絕不可利用大眾集會來放松，甚至在聚會後跳舞助興——法西斯集會絕不會有舞蹈。[51]民眾還是可以跳傳統舞蹈，但只能在清醒狀態下，在“健康”、“充滿法西斯象征”的場合進行。[52]《法西斯青年報》提到：“舉例來說，羅馬人慶祝葡萄酒豐收時，絕不允許當中有野蠻人的活動。他們在歡喜慶祝豐收時，絕不會讓色情、放縱的行為汙染活動。”[53]

墨索裏尼虛情假意地說，官方大型集會以外的慶典會耗費眾人太多時間，讓民眾太勞累。[54]忠心的法西斯黨員也感到疑惑，國家舉辦的集會活動不好嗎？為什麽民眾還需要其他的慶典？希特勒與墨索裏尼都誇大自己的成就，認為他們的大型集會產生的心理效果，並不亞於神明顯靈。理論上，每個觀眾都應該全然地失去自我，沉醉在更大的共同體中，也就是國家。在意大利，法西斯領導者希望將所有民眾熔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用法西斯的話來說，就是聚成一個同質的實體，而不只是個人的大集合。[55]希特勒也清楚表示，一定要將大眾結合成單一組織，這樣的轉變對個人是非常有益的：“個人不再有任何專屬的空間與權利……個人小確幸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我們國家社會黨的聚會中，講者和聽眾融為一體，還有比這更大的幸福嗎？”[56]

獨裁者宣稱大型集會能帶來喜悅，不過他們卻不讓觀眾和遊行者跟隨自己的脈搏舞動。集會現場到處都是警察，活動只是照本宣科的流程，參加者都不是自願的。諾特海姆（Northeim）的納粹官員強硬地表示：“任何公民都不準待在家裏。”[57]希特勒的傳記作者約翰·托蘭（John Toland）指出："1934年參加紐倫堡大會的黨員都是精挑細選過的，名單幾個月前就確定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編號，搭乘的卡車、座位也都指定好了。紐倫堡周邊的城市有一個大帳篷，每個人行軍床的位置也指定好了。9月4日的典禮開始前，數千名黨員不斷排練，務求完美演出。”[58]納粹上台之前的勞動節慶典，群眾很容易失序，“四處遊蕩、唱歌演講”，但1933年納粹上台後的勞動節活動，“勞工們像在工廠裏那樣守紀律，自動排成隊伍、行列、方陣，聽從指揮號令，留意分格線的範圍：一、二、三、四……”。[59]在意大利，“活動過程中，秩序與時間最為要緊，並依照墨索裏尼抵達與離開火車站的時間詳加規劃”。[60]連觀眾的服裝都有規定，絕不能穿得像去參加嘉年華一樣，男人最好穿著代表法西斯的黑色襯衫。法西斯幹部還下令，“典禮要簡樸，氣氛要嚴肅，絕不可以有鋪張的宴會和招待會”。[61]

我們很難判斷納粹與意大利法西斯集會對個人的影響。回憶錄並不可靠，法西斯集會的目擊者經常避重就輕，不願詳談參加時的感受。當時的媒體受到國家控制，它們的報道也不見得可靠，還可能偏往另一個極端，誇大群眾的熱情與數量。以1932年的法西斯集會為例，雜志《意大利人民》（Iv Popolo d'Italia）便發揮了它眾所周知的誇大能力：

在高遠處，空軍中隊緊密圍成一個圈圈，像一頂皇冠一樣，妝點著這次壯麗的集會。

觀眾目不轉睛盯著空中操演的每個動作。飛機如雷鳴般的引擎聲，與響亮的開場曲及法西斯歌曲融合在一起。威尼斯廣場水泄不通。音樂和不斷的“啊啦啦”（alala，法西斯口號，無意義）震耳欲聾。人們呼喊著領袖，激動不已……

群眾不斷增加，廣場已經擠滿，五萬人叫著墨索裏尼的名字，等待他出場……樂隊彈奏起《青年》。旗幟飄揚。墨索裏尼出場了……“領袖！領袖！”呼喊聲隨音樂的鏗鏘不斷攀升。[62]

我們也不能相信《意志的勝利》。它所呈現的1934年紐倫堡大會，是經過精心剪輯的。導演裏芬斯塔爾只想呈現引頸期盼的臉、贊嘆的微笑——悶悶不樂的孩子和雙腿酸痛的觀眾都消失了。

現有的零星資料指出，當法西斯大會的新鮮感消失時，觀眾與參與者也越來越不情願投入。有位歷史學家研究鐵路票根後，發現某些參加集會的群眾並非自動自發前來，而是聽令搭火車到集會地點“充人數”。[63]另一位歷史學家提到：“意大利的法西斯大會宛如集體儀式，不斷重復一樣的動作，有些人當然會覺得厭倦與不耐煩。”[64]1934年，媒體大肆報道佛羅倫薩的法西斯大型表演“18-BL”。軍方特別派出一個空軍中隊、各旅士兵，還有五十台全新的法雅特18-BL卡車。整個活動卻是個極大的失敗，當時的評論家說，這個表演的結果是“讓大眾更討厭這樣的集會”。[65]同時，1933年德國納粹的勞動節慶祝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