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槍對著鼓：帝國主義遇上狂熱聚會（第2/3頁）

在其他地方，“高尚的歐洲人”遇到當地“崇拜惡魔的人”後發生什麽事，我這裏還有一些稀疏又簡要的資料可以說明。有些學者認為，不管是宗教改革後歐洲境內的反嘉年華運動，或是世界各地的傳教士禁止原住民舉行祭典與狂熱儀式，兩者在許多方面都非常雷同。第一，這類行動都由官方主導，無論是世俗政權或教會高層，都會不定期禁止人民舉辦慶典活動，當然人民也會抵抗。第二，在某些情況下，官方會利用法律威嚇人民，公告禁止打鼓、跳舞、戴面具等活動，違者將受到鞭打或截肢的懲罰。柯比提到：“多數的傳教士認為，必要時在殖民政權的協助下，才能摧毀既有的體制。”[13]在歐洲，有心人士也需要當權者的協助才能推動宗教改革。

此外，當殖民政權還未站穩腳跟時，單打獨鬥的傳教士就只能靠自己阻止“惡魔般的”當地習俗，就像英國的清教徒牧師得自己動手推倒五月花柱來破壞慶典。傳教士記下自己許多大膽且輕率的舉動，從歐洲以外的觀點來看，那些行為其實非常荒謬。早期在非洲的天主教傳教士說，只要一聽到鼓聲，他們就會“立刻沖到那個地方，阻止這個惡魔般的活動”。[14]在葡萄牙現今安哥拉的馬桑加諾（Mas-sangano）堡壘，天主教的聖方濟會托缽僧（Capuchin），差點被憤怒的群眾拿石頭擊斃，因為他“竭力反對這些人進行他們邪惡的儀式”。[15]十九世紀中期，長老會的傳教士發現牙買加黑人在跳姆喲舞，急忙阻止，但黑人回說，他們跳舞時“一點都不瘋狂”，還告訴他，“你才有問題，閃遠一點吧！”[16]

像在歐洲一樣，有團體儀式的場合，就有不同的文化相互競爭，可馬洛夫稱之為“文化擂台”，在場的人就算沒有真的動粗，也會出言侮辱與威脅彼此。被殖民者會嘲笑歐洲來的侵略者，歐洲人也常懷疑他們在醞釀武裝抗爭。原住民會被基督教的教義吸引，但排斥基督教的崇拜方式。十九世紀非洲科薩族（Xhosa）的祭司萊雷（Nxele）一開始很喜歡基督教，但後來認為，正確的崇拜方式“不是一整天唱著聖歌，臉對著地板或前面的人禱告，而應該是跳舞、享受生活、做愛，這樣黑人才會越來越多，占據整個地球”。[17]歐洲人這邊則是“全力挑戰團體儀式”，[18]以消滅傳統儀式的多寡來判斷“文明化”的成果。南非衛理公會的傳教士布羅德本特（S.Broadbent）1865年寫道：“我很高興，茨瓦納族的習俗和典禮日漸衰退。當地人還會進行一些舞蹈儀式，但我會過去阻止，還要對著那些願意聽的人傳教。”[19]據說，南非納馬族（Namaqua）改信基督教的人“已經放棄跳舞了”。[20]

有些歐洲人留意到，歐洲人在世界各地消滅傳統儀式，就像他們打壓自己人的嘉年華與慶典活動。先前提到，他們傾向將“新世界的野人”等同於“舊世界的低下階層”，也留意到歐洲的嘉年華與遙遠地區的狂熱儀式的相似處。循著這個對比，消滅嘉年華與部落儀式的動機就很清楚。歐洲人反對內地的團體娛樂，目的是要將工作倫理植入工人階級，體力應該用來生產，不該“浪費”在慶典中。同樣地，歐洲的殖民者感到不可思議：原住民外表懶散，卻把精力都投注在迷信的宗教活動上。殖民者非常不滿原住民輕松的生活步調，於是把清新怡人的花花草草都鏟掉。英國詩人塞繆爾·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從十九世紀英國的標準看來，絕對是個自由派，但他竟然建議砍掉馬來群島的面包樹，這樣才能逼島上居民學著努力工作。[21]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則是被西印度的南瓜激怒：“在那裏，靠著陽光土壤，每個黑人一天工作半小時就有這麽多南瓜可以吃，就能養活自己。所以他們不努力工作，整天杵著發呆。”[22]沒了這些削弱心志的植物，教會才能解救當地人。之前提到的那位英國傳教士也說：“在非洲，雇主遇到最主要的問題便是當地勞工個性不穩定，行為又不檢點。基督的教誨和工業訓練有助移除惡習。”[23]

不過，相較於對付自己人，歐洲人打擊殖民地的文化還是嚴重得多。在歐洲大陸，精英分子反省到，自己打壓的人，包括農夫、勞工和工匠，都是基督徒。隨著社會演進，共同體的感覺慢慢出現。但“野人”就不一樣，他們的膚色、臉部特征都跟歐洲人不同，加上奇怪的信仰和習俗，根本就是“他者”。有時歐洲人甚至不太確定他們到底是不是人。在大洋洲開墾的英國人就覺得，次大陸的原住民“跟猴子是同一類的物種”，就算勉強看成是人類，也一定是“最接近猴子或大猩猩的人種”。[24]十九世紀初瑞士比較解剖學家喬治·居維葉（Georges Cuvier）認為：“黑人……顯然比較接近猴子。這個族群的各個分支一定都會有野蠻人的性格。”[25]這種態度合理化種族滅絕的行為，仿佛是無關緊要的舉手之勞。西班牙的征服者寫道：“那一百個拿著武器的印第安人，在我看來就像手掌中的蒼蠅一樣。”[26]還有個流亡海外的英國拓荒者吹噓說：“對塔斯馬尼亞人開槍就像射殺一群麻雀一樣。”[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