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妙不可言的災難（第2/6頁）

李仲昌的六塔河計劃被提上日程，變成了治河主旋律。

歐陽修再一次失敗了，他像慣例一樣的被主流官場所拋棄。這種遭遇從一些角度上看，是很好玩、很可笑的，他怎麽總是出醜啊，幹生氣沒辦法。可換一種角度來看，就會別有一番感觸。這件事起碼潛藏著兩個真相。

第一，歷盡官場風霜，唯一沒有變的人只有歐陽修。以還活著的慶歷新政的“君子黨”為限，富弼變了，韓琦變了，那些曾經激揚奮發的青年館閣人員更是找不到蹤影。只有歐陽修以前什麽樣，現在還什麽樣。這讓他繼續在官場上出醜，總是當異類。

可“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他堅守著從青少年時起就抱定的信念，雖然迂腐，哪怕不合時宜，他在物欲橫流的官場上永遠都保持著一個書生的本色，從來都只做他自己。這難道不是極端難能可貴的嗎？

第二，他這次失敗的原因也很簡單。治河，至少在古代，從來都不是一件民生工程，而是一種政府工程。歐陽修與慶歷故人們漸行漸遠，不與同流，屬於無黨派人士了，那麽自然就不會再有人重視他的意見。

三種意見，哪種都有幕後的支持者。賈昌朝的背後是陳執中，李仲昌的背後是文彥博和富弼。丁度的稍好些，因為他實際上根本就沒提出具體辦法。

這樣一件大工程，在誰的治下成功，都會變成他巨大的政治資本。就比如賈昌朝的恢復故道法，他和陳執中都處在下野狀態，如果被采用，現任的文、富二人臉往哪放？一旦治河成功，功勞算是誰的？

賈和陳立即就有了東山再起的聲望。

圍繞著最後利益歸屬的問題，巨大的水災危害變次要了。雙方都用盡了手段，來打壓反對對方的方案，無論如何都不能讓敵人的意圖得逞。最先發難的人是賈昌朝。

賈昌朝的資歷很高，在慶歷年間從右諫議大夫、禦史中丞，一路升上了參知政事，再到樞密使。直到新政開始，才被範仲淹、歐陽修趕出朝廷，也就在那時和富弼結成了冤家。這時他的運氣非常好，本來國家重大決策，大臣們除了寫奏章，搞辨論之外，就再沒有別的辦法了。可是機會突然降臨，讓他能使盤外招了。

事情發生在那一年的春節時。宋朝的至和三年（即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正月初一，是一年中的大日子，這一天百官齊集大殿，盛裝排列，慶賀元日大朝會。誰也沒有料到，就這在這個時刻，出大事了。

只見兩邊的內侍把殿上的幃簾卷起，露出了簾後的皇帝，大家正要參拜，突然看見皇帝的頭向一側歪倒，隨即整個人都倒了下去，皇帝昏倒了！

禦階上的簾幕立即又拉了起來，裏邊人影晃動，一陣忙亂。下邊的百官們驚慌騷動，都不知道皇帝到底怎樣了。直到好一會兒後，簾幕重新拉開，大家又看到了熟悉的仁宗皇帝，他又能坐直了身子，與大家遙遙相對。

當天大臣們勉強壓住心裏的恐懼，向陛下依次行禮，徐徐退下。回去的路上，每個人都在想，皇帝到底怎麽了，明天還能照常登殿理事嗎？

明天不行，宋朝的年假直到大年初五。初五日上班，大家接著朝賀，而且有新節目。宋、遼兩國乃兄弟之邦，每年春節，遼國都要來給哥哥拜年，於是按慣例，初五這一天，要在紫宸殿設宴，款待遼國使者。

全體朝臣都提心吊膽，要是陛下再當眾玩次暈倒，這名聲可就傳出國界了。真的要變成“暈君”？他們多慮了，皇帝可以暈倒，不過得20年一遇。大初五的，仁宗有新花樣。

簡短節說，所有的排場重復了近100年，都成慣性動作了，什麽錯也沒有，直到宰相和皇帝面對面。最高潮的橋段到來，得由宰相手捧酒觴登階近距離為皇帝賀壽，並請皇帝發表新年講話。

就見新年有新氣象，陛下坐得穩穩的，下面群臣站得靜靜的，皇帝突然說，“不高興嗎？”（不樂邪？）文彥博一下子就愣住了，這句話什麽意思？是陛下看我不順眼，還是對宋、遼兩國的邦交有了新的意向，要在朝賀日給遼人不痛快？

腦子裏電光火石般地閃爍答案，可是都覺得不靠譜。理智告訴他，最帖近的答案就是皇帝還在暈，說的是病話。他作為宰相，就別跟著暈了。於是閉嘴，馬上上菜，開吃！

當天的宴席上仁宗一直穩穩地端坐著，沒再說話，甚至沒有表情。直到典禮結束。大臣們一把冷汗拎著，總算松了口氣。不過再次回家時，心裏就都有了個問號，皇帝是病好了，還是更重了？

這事兒還真不好講，瞬間暈倒和語無倫次，哪個都要命。

第二天才真正要命。中華上國，禮儀之邦，初五日是迎接遼使，初六還要送行。仍舊還在紫宸殿，原班人馬繼續喝。遼國的使者正在上殿，走到庭中央時，皇帝突然間喊了一句話：“速召使節上殿，朕幾乎不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