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紫 荊（第4/7頁）

洪秀全和馮雲山在廣西傳教之時，天地會已深入客家人和本地人之間。天地會在珠江三角洲曾強迫當地農民入會（或以威脅，或殺害不服者），在廣西也是如此，少有人敢不從32。天地會透過在香港等地的關系，也拿到了西洋火器，以船運進內地。比如，香港有個天地會頭目就跟那個錫蘭步兵團的逃兵買了步槍，有會眾以廣州城東門外書院旁一座歸本會會員的房子，作為與香港聯系的窩點33。他們經常在廣西的大小河川設立“關卡”，向過往貨船行人收買路錢。廣州一帶的賭場曾紅極一時，也有會眾將之遷到桂平附近的城鎮，公然炫耀其勢力34。洪秀全或因此將禁賭博列為第六誡條，與酗酒和吸鴉片並列，而馮雲山宣講反賭博教義時，也發現聽眾頗有同感。

對於那些痛恨河匪勢力而又不願加入的人來說，一種辦法就是組織團練，這種地方武裝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在“三元裏事件”中，士紳農民群起對抗占領廣州城外山頭英軍，中外皆知，但是不只是此地有團練，其他地方聚落也都有團練。到了1846年，團練的數目劇增；團練由漢族地主控制，按村莊從當地居民中招募團丁，團丁可獲取些許報酬，往往是用全村的稅金來支付，這些稅金中有一部分抽自客家人。35

客家人從廣州城之東北持續向桂平一帶遷徙，已有五十多年，遠早於海盜侵入內地。因社會秩序動蕩，遷徙不絕，以致在某些地區，客家人比土著還多，尤其又以山區為甚。由於客家人多為天地會成員，故在1840年代，桂東一帶為了爭奪居住地和耕地，紛擾層出不窮，族群摩擦不斷。“找說客家話的人尋仇”成為當地漢人時興的口號之一36。客家人不論男女，到山坡田裏勞作時都帶著器械，若是一有警報，便能聚集上百個肩扛鋤頭、手持長矛的人。土著壯族、瑤族的首領受客漢兩方的壓迫，本身又往往頹廢腐敗或負債累累，因此便對客漢之爭作壁上觀37。

對於處在如此艱困環境下的客家人來說，洪秀全的救世之道尤其能引起共鳴，而許多人急於皈依馮雲山的拜上帝會，不僅是因其宗教教義，也因其人數與組織意味著團結一致，對付各方的威脅38。一個窮困潦倒的拜上帝會成員說到這種亂哄哄的分裂割據局面和不確定的忠誠感：“匪患年復一年，當鋪時有被搶，村鎮不斷遭劫。鄉民見慣（武裝）幫派，不再懼怕；當彼等見拜上帝會隊伍開來時亦是如此……彼等並不逃竄。而團練竟因此壓迫彼等，故彼等惶然入吾輩行列。”39

桂平一帶的客家人開始成群加入馮雲山的拜上帝會，這或許也是因為德國傳教士郭士立已在此地為基督教打下基礎。郭士立曾在1836年與埃德溫·史蒂文斯一起沿海航行，散發小冊子。從那之後，郭士立不僅發展傳播救世主福音的新方式，也擔任新任英國商務監督的翻譯和漢語秘書，所以他在了解打擊海盜和鄉村社會狀況上，便處於絕佳的位置。40

郭士立不似那些謹慎的傳教士，他向來認為應該盡其可能去了解中國人，好讓他們皈依基督教：“須從彼等之口，知其偏見，目睹其惡行，聽其辯解，方能知彼等……吾人應完全順應中國人之所好。”41郭士立還相信“皈依基督者應獻身推進這份神聖事功，而禮拜會眾之於旁人，則為傳教組織”，因此，他在1844年組織中國人成立“漢會”（Chinese Union或稱Christian Union，中文又稱“福漢會”），與他一同實現共同目標。據稱第一年漢會有會員三十七人，到1845年下半年，會員遽增至二百一十人。隨著會員繼續增加，次年，漢會在廣西設立幾處分會，其中之一在桂平縣；華人傳教者數人同行，從總會前往廣西分會宣講，匯報在廣西“眾多人”陸續成為“拜爺蘇（即耶穌）者”，連河盜也來皈依42。

郭士立本身是基督教“摩拉維亞兄弟會”（Moravian Brethren）的成員，對傳教的看法極為開放。他相信，即使漢會多由未受過訓練的華人信徒組成，也仍能傳播友愛的思想和共修生活的價值。教派各有著重，但郭士立也相信，這遠非皈依基督的中心要旨，而華人基督徒是否繼續祭祖，或是否供奉上帝也不必太過計較。43

郭士立在1830年代就以漢文出版了一些論及宗教、教育和科學的小冊子，在廣州城以及他那次未得官府允許的沿岸航行散發，此時鴉片戰爭還沒爆發。在1840年代，隨著漢會規模漸增、範圍日擴，郭士立大大增加印行的數量，還把歐洲人捐給他作為傳教之用的善款，取了相當一部分付給漢會會員，好向內地（尤其是廣西）散發小冊子。郭士立印的小冊子，開本、分量比梁發印的《勸世良言》都來得小，所以也更好攜帶散發。梁發的書共有九篇，散發時並不總是裝成一冊，而是分成四五冊，每冊有兩到三篇，有時甚至分成九冊，每冊一篇，這樣固然分量輕了一些，但也更難以通盤領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