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南北朝最偉大科學家祖沖之(第3/5頁)

在《大明歷》中, 祖沖之區分了回歸年和恒星年,首次把歲差引進歷法,測得歲差為45年11月差1度(今測約為70.7年差1度)。定一個回歸年為365.24281481日(今測為365.24219878日),直到南宋寧宗慶元五年(公元1199年)楊忠輔制統天歷以前,它一直是最精確的數據。采用391年置144閏的新閏周,比以往歷法采用的19年置7閏的閏周更加精密。定交點月日數為27.21223日(今測為27.21222日)。交點月日數的精確測得使得準確的日月食預報成為可能,祖沖之曾用大明歷推算了從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到大明三年(公元459年),23年間發生的4次月食時間,結果與實際完全符合。得出木星每84年超辰一次的結論,即定木星公轉周期為11.858年(今測為11.862年)。給出了更精確的五星會合周期,其中水星和木星的會合周期也接近現代的數值。提出了用圭表測量正午太陽影長以定冬至時刻的方法。

這是中國天文歷法中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更讓我們感到驚訝的是,那一年祖沖之只有33歲,而他所反對的對象,《元嘉歷》的編寫者何承天是南朝有名的人物,其家族在當時的南朝也有著廣泛的影響力。為了知識的真理而敢於向舊勢力挑戰,祖沖之用他的倔強和執著第一次在南朝的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單純的他卻不知道,這初出茅廬的第一槍,讓他不幸地卷入到一場政治的紛爭中。

公元462年,即宋孝武帝大明六年,祖沖之向朝廷上書,要求廢除《元嘉歷》,改用《大明歷》,這是他與士族階層以及傳統知識階層之間的第一場沖突。毫無疑問,祖沖之的主張遭到了猛烈反對。比較可笑的是,盡管祖沖之用詳實的科學數據和客觀規律,對《大明歷》做了最為詳盡的證明,卻依然無法壓倒反對的聲音,因為那些反對者們本身就不懂得自然科學的規律,他們的理由多是從倫理道德角度出發。以道德戰勝科學,在中國的歷史上,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這種悲劇曾不止一次發生過。反對者中叫嚷最兇的,當屬宋孝武帝的寵臣戴法興,他的理由很簡單,改變歷法是有違祖制,天理難容。這個幾乎是扣帽子的理由在當時得到了所有反對派的響應。而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作為皇帝的宋孝武帝本身就是通過不光彩的篡權登上皇位的,這位帝王生性荒淫,喜怒無常,修改歷法一事,觸動了他政治生涯中一塊禁地,如果廢止《元嘉歷》,也就意味著是對先皇的否定,中國的政治家們往往喜歡把簡單的學術爭論上升到政治高度。從《大明歷》的爭論到20世紀的海瑞罷官事件,不同的史實中總包含著相同的內涵。今天的人們總把戴法興當做抨擊的對象,然而作為皇帝的寵臣,他反對的聲音,恰恰代表了主子的意見,於是《大明歷》遭到了無情的擱置。這件事對祖沖之而言是一場巨大的打擊,當純粹的科學主義者和復雜的政治環境發生沖突的時候,遭到失敗的往往是前者。我們可想而知當時年少氣盛的祖沖之心中的憤懣與不平。在那場反對《大明歷》的運動中,宋孝武帝動用了所有的反對派與祖沖之展開論戰,在那個年代裏,因言論而殺人還沒有形成,持不同政見者的下場,最多不過是遭到圍攻然後被貶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對於知識分子而言也可以說是一個幸福的時代。在那場激烈的辯論裏,祖沖之接連寫下多篇駁議,這些駁議讓當時的守舊派啞口無言,也同樣是中國天文學發展歷史中重要的理論著作。以科學去對抗政治,以有知去對抗無知,從這一刻開始,祖沖之人生鮮明的烙印也由此而定格。

遺憾的是,就是在那一年,宋孝武帝駕崩了,於是所有關於《大明歷》的爭論戛然而止,滿朝的文武忙碌著處理宋孝武帝的喪事,這部飽含著心血的歷法也因此被長久地擱置了。20多年後,素來賞識祖沖之的齊竟陵王蕭子良再次上書,要求頒行《大明歷》,又因為文惠太子的病逝而擱置。而這中間的幾十年,恰是宋齊朝代交接,血雨腥風的幾十年。不過我們可以留意到這樣一個奇特的現象,在這段時間裏,無論皇帝的品行如何,無論政治環境黑暗與否,祖沖之的研究工作絲毫沒有中斷過,科學研究在當時社會儼然成為一個獨立於政治濁流以外的群體。這不僅僅是因為祖沖之個人性格所致,也同樣是因為中國古代科技制度的緣故。科學研究在當時是一個獨立的機構,而科學家也成為純粹的業務工作者,而非投機的政客,只有純粹的學者才能夠締造出最為純粹的學術,這一點在南北朝科技歷史上得到了證明。

讓今人更加扼腕嘆息的,是祖沖之的數學成就。其中影響力最大的當然是圓周率,需要補充說明一點的是:雖然祖沖之在1000多年前就成功地取得了將圓周率推算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間的成就,可是在國際上,這一項舉世的創舉曾經在很長時間沒能得到認可。公元1573年,芬蘭人安托尼滋取得了與祖沖之一樣的研究成果,雖然他的時間比祖沖之晚了1000多年,但是國際上依然把這一研究成果歸結到了這位歐洲數學家身上,這項讓中國人自豪萬分的發現,在國際上有個通用的稱呼:安托尼滋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