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東吳特殊的塢堡部曲軍制（第4/4頁）

元興元年(公元264年)，孫皓上台。由於孫休亡時，“蜀初亡，而交趾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吳人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君王，於是由丞相濮陽興和左將軍張布等迎立年齡稍大、名聲較好的孫皓。孫皓雖由濮陽興等人迎立，但可以肯定的是同樣受到江東大族的擁護，因為孫皓是在二宮之爭中遭受廢黜命運的太子孫和的長子。孫和當年曾受江東大族的鼎力支持眾所周知，所以立孫皓為帝，恐怕更符合江東大族的意願。

孫皓即位不久就露出殘虐的一面，有迎立之功的濮陽興和張布都被他殺害，淮泗集團的後備人才本就缺乏傑出之輩，孫皓的所作所為更加劇了這種現象，江東大族的勢力再次得到擴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孫皓即位後，陸抗遷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荊州地區，實際上整個吳國的邊防重擔全在陸抗一身，當時甚至有“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之說。鳳凰元年(公元272年)，陸抗平定步闡之亂，遷大司馬、荊州牧，手中權柄，已不亞於乃父陸遜當年。再有陸凱，孫皓初立時，任鎮西大將軍，後遷至左丞相。他在相期間，多次上疏直斥孫皓的諸種昏庸，辭語激烈。以孫皓的為人，如果不是因為陸凱身後有強大的陸氏家族，10個陸凱恐怕都不夠他的殺戮，可見江東大族的勢力已擴大到了何種程度。

和孫權一樣，孫皓也面臨著江東大族勢力過分膨脹的問題。所不同的是，孫權在位時勵精圖治，吏治較為清明，國家通過屯田制，掌握著大量國有土地和勞動力，而且還有足以與江東大族抗衡的淮泗集團可供憑借，所以完全可以對江東大族進行一定程度的打擊和抑制。

孫皓在位時則全然不同，屯田制已經基本廢除，國力大不如昔，孫皓本人又毫不顧惜民力，肆意妄為，“(皓)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奸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疲無已之求，老幼饑寒，家戶菜色”。在這種情況下，孫皓已沒有實力像孫權那樣正面向江東大族開刀了，只能從側面對江東大族進行削弱。例如，孫皓對陸抗的增兵建議置之不理，反而大封同姓王，“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兵三千人”；又遷都武昌，試圖遠離與江東大族關系密切的建康城，還將宗族勢力相對較弱的會稽賀邵處死；陸凱生前，孫皓不敢動他，在他死後，孫皓將他家屬流放建安。

江東大族對孫皓的態度也經歷了一個由支持到最後離心的轉變過程。孫皓初立時，無疑得到過江東大族的支持，但隨著孫皓昏庸殘暴本來面目的露現，江東大族的代表人物如陸抗、陸凱、賀邵等人也不斷地遞上一份份措詞日趨激烈的上奏，陸凱更是抗顏直斥孫皓二十事，這在蜀、晉兩國都是無法想象的。當一切努力均告白費，反遭孫皓的猜疑時，江東大族終於失望地和孫吳政權分道揚鑣。

縱觀西晉的整個滅吳戰爭，晉軍沒有遇到過一次堅決的抵抗，王濬自蜀伐吳，一路上“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最後長驅直入金陵城。孫皓自己也說，“得陶睿表雲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用，兵將背戰耳” 。江東大姓支持孫氏兄弟，是戰亂之際為自己切身利益尋求的一種保護，隨著孫權去世，繼承人弱暗無能，孫氏政權已無力給大姓以庇護，所以不僅是江東大姓，包括南渡大姓在內都要另擇明主，對南下的晉軍毫無抵抗之力的原因也就在這裏。

事實上，令江東大族最終心寒的不是孫吳政權對他們的打擊和抑制，而是末帝孫皓的昏庸殘暴。對給了他們財富、地位的孫吳政權和英明之主孫權，江東大族仍是念茲在茲、無時或忘的。陸機在《辨亡論》中回答吳國何以滅亡時，不同意吳蜀唇齒相依，“蜀滅則吳亡”的說法，指出吳國“四州之地”，所謂“用之者失也”，就是把亡國原因歸於孫皓的委婉說法。在陸機看來，如果不是因為孫皓的昏庸殘虐，孫氏政權和江東大族的合作是可以延續下去的。

孫吳國家當然可以賴以存焉，江東大族也可以繼續享有榮華富貴，陸機的這種心態可以說是吳人心態的典型。正因為如此，名傳千古的《辨亡論》中才會蘊含著深切的故國之情、亡國之痛，對曾經抑制和打擊過他們的孫權，拳拳緬懷之情也溢於詞語之間。

綜上所述，江東大族在孫吳基層社會中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是孫吳統治階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用當然不能低估。但從孫吳獨霸江東，並進而與魏、蜀爭霸的角度來看，江東大族的日漸強大會對孫吳國家構成一種威脅。立國之初，為取得各種社會勢力的扶持和平衡及盡量擴大社會基礎，孫吳君王可以分出相當部分的權力與大姓分享，但隨著基礎的穩固，孫吳君王就逐漸無法容許大姓對自己皇權的分割了。由此可以認為，孫吳政權與江東大姓的關系實處於一種動態平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