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東吳特殊的塢堡部曲軍制（第2/4頁）

二

孫權時期：合作與打擊。

孫權統治時期，大致可以陸遜為相的赤烏七年（公元224年）為界，分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孫吳政權逐步實現了和江東大族的全面合作，後一階段則是孫權對江東大族刻意防範和打擊的時期。當江東大族勢力發展到登峰造極的時候，也是孫權對江東大族防範和打擊升級的開始，陸遜之死的深層次原因就在於此。

孫權即位後，對江東大族以招撫為主。由於孫策掌權時已經對江東大族表示出了友好態度，孫權與江東大族的合作就成為水到渠成的事。孫權初即位時，“深險之地鋒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 。孫權在張昭等人的扶持下，除派親信將領攻打吳郡、會稽、丹陽三郡的山越族，還做了一件重要事情：“招延俊秀，聘求名士”，以擴大統治基礎。其中既包括南渡北士如魯肅、諸葛謹、嚴峻、步騭等人，也包括江東大族中人，顧徽、陸績、張允、張溫、駝統、陸遜、陸瑁、朱恒、吾粲等人，均在此時進入孫氏統治集團。

隨著孫權對江東大族的倚重，迎來了孫氏集團和江東大族全面合作的高潮，其標志就是吳地士人大量進入孫吳政府並分享最高層權力。在基層州郡，孫吳和曹魏一樣，早在嘉禾年間（公元232年-公元238年）就已設立九品中正制，以選拔人才，州置大公平(後稱大公正)，郡設中正。這一制度的設立，得利最大的當然是江東大族，其次才是南渡北士。如《三國志•吳書•朱治傳》稱，“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在中央政府，顧雍從黃武四年（公元225年）到赤烏六年（公元243年）卒於任上，為相19年，陸遜則自夷陵之戰後，屢遷為上大將軍，“吳於大將軍之上復置上大將軍”。這樣，吳國的最高文職丞相，最高武職上大將軍，兩者均落入吳人之手，足以說明江東大族的勢力至此已發展到極盛。

在江東大族勢力迅猛發展之際，危險也同時出現。孫權對江東大族的猜忌和懷疑日漸加深，並采取了一系列的打擊措施，並具體體現在暨艷案、呂壹事件和二宮之爭這三件事上。暨艷案發生於黃武三年（公元224年），張溫、暨艷是吳郡人，與顧、陸大姓關系密切，張溫之妹就嫁給了顧雍子顧承。二人以“核選三署”為名，行“彈射百僚”之實，矛頭所指都是淮泗人物，如丞相孫邵、太守王靖，這自然引起淮泗集團的強烈不滿。

孫權堅決站在淮泗集團一邊，不顧駱統、陸瑁等人上疏求情，殺暨艷、廢張溫，此後張溫一族也從吳國政治中消失。呂壹事件發生於赤烏元年(公元238年)，這一次是孫權借校事呂壹之手對江東大族勢力進行抑制，首當其沖的是丞相吳人顧雍，然後是左將軍吳人呂據，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引起江東大族的強烈不安。而驃騎將軍步騭、太常潘浚等淮泗重臣也極力反對，最後孫權不得不以呂壹為替罪羊，一殺了事。

如果說，前兩事件對江東大族的打擊還只在局部，那麽二宮之爭對江東大族的打擊就可謂傷筋動骨了。二宮之爭是太子孫和與魯王孫霸間的奪位之爭。大體而言，江東大族多支持太子孫和，淮泗集團則大都擁護魯王孫霸，孫權對二宮之爭貌似公允實則偏心處置，淋漓盡致地體現了他打擊江東大族勢力的決心。

他先將丞相陸遜逼得“憤恚致卒”後，繼續遣使責問陸遜子陸抗二十事。接著，原丞相顧雍子顧潭、顧承兄弟被流放交州，客死異鄉，驃騎將軍朱據被賜死，尚書選曹郎陸胤下獄，太子太傅吾粲被誅殺，張純棄市，江東大族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說是摧折殆盡。相形之下，孫權對參與二宮之爭的淮泗人物的處置卻是輕描淡寫的，僅全寄、惕竺、吳安、孫奇4個無關緊要的小人物遭誅，其他重要人物如步騭等反受升遷。

孫權對江東大族堅決打擊的原因，絕不僅僅在於陳壽所說的孫權疑心過重，即“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既臻末年，彌以滋甚”，其原因是深層次的。

從政治上看，孫吳國內除孫氏宗室外，另有兩股政治勢力，即南渡的淮泗集團和江東大族集團，這兩股勢力共同輔佐孫氏政權成就霸業，與曹魏、劉蜀相抗，但又互相約束、牽制，在政治上處於相對平衡的狀態。孫吳開國，多是倚仗淮泗精英，但隨著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北方士人暫時不再南渡，南渡北士集團因為後備人才不足，日漸衰退。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名將周瑜、魯肅、呂蒙等均已去世，此後南渡北士難以擔綱孫吳政權中的重要角色。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盤踞江東多年的江東大族，勢力深厚，影響深遠，因此後備人才源源不斷，又加上控制了吳國的官員仕進途徑，他們的政治上升勢頭有超過前者的趨勢，這自然會破壞已有的政治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