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的英譯問題

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的《論語》譯本（Confucian Analects）自1861年問世以來，一直是西方漢學的經典之作。理雅各無疑是19世紀儒學造詣最深的外國學者，但對於中國聖人的語言和思想有時也難免感到困惑。

《論語》中最讓理雅各困惑不解的是“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這是《子罕》篇的首句。理雅各將這句話譯成：The subjects of which the Master seldom spoke were—profitableness, and also the appointments of Heaven, and perfect virtue。按照理雅各的翻譯，這句話的意思是：孔子很少談論利、命、仁這三個問題。在整個《論語》中，孔子確實很少談利的問題，但談論命特別是仁的地方卻很多。理雅各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給出上面的譯文後，他加了一個注釋：“《論語》第四篇幾乎都在談仁，仁無疑是孔子思想中一個最重要的命題，這裏說孔子很少談仁，我覺得有問題，但不知道如何解決。”

這個問題當然不是理雅各第一個發現的，中國古人早已注意到了，並且想出了解釋的方法。何晏注雲：“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邢昺疏雲：“此章論孔子希言難考之事。……孔子以其利、命、仁三者常人寡能及之，故希言也。”何晏與邢昺的解釋前後呼應，都認為利、命、仁三者，常人難做到，所以罕言。在何與邢之後，還有一些人也提出了類似的解釋，其中朱熹無疑是最權威的，他在《論語集注》這一句下寫道：“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但這種解釋過於牽強。《論語》全書中“仁”字出現一百零八次之多，幾乎每篇都有，根本不希罕。而且“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如果罕言，孔子學說又如何建立呢？

1930年代初，年輕的美國漢學家蔔德（Derk Bodde）在細讀理雅各的《論語》譯本時注意到了“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這句話的翻譯和注釋。他認為理雅各太迷信何晏、朱熹等人的權威解釋，所以把“與”理解為“和”，這樣就造成了翻譯的困難。蔔德認為要解決這個困難，必須打破權威。“與”在一般情況下理解為一個連接詞是可以的，但在這裏卻應該被理解為一個動詞。為了支持自己的看法，蔔德翻閱了不少古籍，並找到了一位知音——宋代學者史繩祖，他在《學齋占畢》一書中舉了《論語》裏四個“與”作為動詞的例子：（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二）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述而》）（三）吾與點也。（《先進》）（四）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微子》）在此基礎上史繩祖給出了自己對“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的獨到見解：“蓋子罕言者，獨利而已，當以此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句別作一義。”參考史繩祖的意見，蔔德認為這裏的“與”應該是“許”——“認同”的意思。根據這一理解，他把這句話翻譯成：The Master rarely spoke of profit.But he gave forth his ideas concerning the appointments of Heaven, and also gave forth his ideas concerning perfect virtue.

把“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中的“與”理解為一個動詞，還可以找出另外一個理由。蔔德發現，《論語》中在列舉多樣事物時，一般很少用“與”來連接，以下四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一）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述而》）（二）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四）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根據這樣的結構特征，特別是參照“子不語怪力亂神”這一句來看，“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一句中的利、命、仁如果是並列關系的話，行文不免顯得相當累贅，遠不如“子罕言利命仁”來得簡潔。

理雅各在翻譯《論語》等儒家經典時，經常參考阮元刊刻的《皇清經解》，收入其中的《四書考異》（翟灝著，卷449至484）在討論《子罕》篇時曾引用史繩祖的觀點，但理雅各顯然沒有留意，這讓蔔德感到遺憾。而讓他更覺遺憾的是，19世紀末以來西方幾位重要的漢學家和《論語》譯者——顧賽芬（Seraphin Couvreur）、蘇慧廉（William E.Soothill）、衛禮賢（Richard Wilhelm）——都沒有能夠超越理雅各，都在各自的翻譯中將“與”作為連詞來理解，而中國翻譯家也是重蹈覆轍，辜鴻銘的譯文是：Confucius in his conversation seldom spoke of interests, of religion or of morality。

蔔德將自己的意見寫成一篇論文，題為《論語中使人困惑的一句》（A Perplexing Passage in the Confucian Analects），發表於1933年12月《美國東方學會學報》（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53卷第4期。該文發表後，立刻引起了著名漢學家勞費爾（Bertold Laufer）的注意，他很快發表了一篇很短的商榷文章，刊登在下一期的《美國東方學會學報》上（1934年3月第54卷第1期）。勞費爾同意蔔德將“與”理解為一個動詞，但不同意把“與”解釋為“許”，因為《論語》中沒有其他的例證。蔔德看到這篇文章後，認為勞費爾的意見是站不住腳的，因為《論語》中將“與”理解為“許”還至少可以再舉其他兩例：（一）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述而》）（二）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先進》）但蔔德還沒有來得及將自己的反駁意見寫下來，勞費爾便於同年九月去世了。蔔德一直很景仰勞費爾，所以雖然不同意勞費爾的商榷，但很珍視他的這篇絕筆之作，多年之後還為勞費爾的自殺早逝深感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