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葛思德圖書館（第2/2頁）

義理壽在四處打探和購買的同時，為這批書籍編寫了一份詳細的目錄，1941年以《葛思德東方藏書庫書目》（Title Index to the Catalogue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為題在北京刊印，大大便利了後人的查閱和研究。

胡適上任後，根據義理壽的目錄對藏書進行了全面的清理。在葛思德10萬冊藏書中，胡適認為有版本價值的約4萬冊，具體說來可以分成10組：（1）宋版書700冊；（2）元版書1700冊；（3）明版書24500冊；（4）稿本3000冊（其中抄寫於1602年以前的2150冊）；（5）雍正六年（1728）銅活字排印本《古今圖書集成》5020冊；（6）武英殿聚珍版叢書1412冊；（7）武英殿本二十四史754冊；（8）翻刻宋元明本2000冊；（9）蒙文《甘珠爾》109冊；（10）中醫中藥書2000冊。為了讓這些珍貴的文獻為更多人所了解，1952年胡適特別策劃了一次書展，展期持續兩個月（2月20日—4月20日），受到了美國各界廣泛的好評，成為他兩年任期的最大亮點。

胡適出任館長是在1950年，但他和葛思德圖書館的淵源卻可以追溯到1943年。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移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從1943起，他開始投入精力考證《水經注》。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是一部古代地理學經典著作，由於屢經傳抄翻刻，錯簡訛奪十分嚴重，因此歷代研究者甚多。到了清代，著名學者趙一清、戴震等對以前各種版本做了精心的校勘和研究。但是晚清以來，以魏源、王國維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對戴震的《水經注》研究產生了懷疑，認為他有抄襲趙一清的重大嫌疑，由此形成一樁著名的公案。胡適出於學術興趣和個人情感（戴震為胡適安徽同鄉），決心重審此案。由於趙一清《水經注釋》稿本完成時間（1754）和刊刻時間（1786）相差30多年，胡適認為有必要首先將這兩個本子進行對勘，刊本很快就找到了，但稿本卻一籌莫展，1944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胡適得知葛思德圖書館藏有趙著稿本的一個完整的抄本，真是喜出望外。在考證此案時，胡適發現，戴震整理的《水經注》有兩個刊本，一個是由乾隆皇帝題詩的武英殿聚珍本（1775），一個是沒有皇帝題詩的自刻本（1776）。為什麽在殿本出版的幾乎同時要推出自己的刻本呢？胡適認為乾隆的題詩值得研究，但要確定這首詩確切的寫作時間，就必須查詢按照年代編排的乾隆《禦制詩文全集》。但在美國，無論是哈佛、哥倫比亞，還是國會圖書館都沒有收藏這位皇帝詩人的作品，無奈之下胡適再次求助於葛思德圖書館，結果發現那裏不僅有，而且還有兩套。

對於收藏家來說，版本當然是最要緊的，而對於研究者來說，內容無疑更為重要。葛思德圖書館作為一個“收藏家的圖書館”（collector's library）顯然當之無愧，而作為一個研究型圖書館（research library）它也完全合格。

從1943年到1946年6月回國，胡適在3年多的時間裏多次和葛思德圖書館打交道，每次都有意外的收獲，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印象。這或許是他日後願意出任館長的一大動因。有些學者認為胡適任館長的兩年是他一生最黯淡、最委屈的時期。此說固然有它的根據，但我倒並不這麽看，對於一個嗜書如命的讀書人，一個善於利用孤本秘籍做學問的學者，坐擁10萬冊書城應該是令人愉快的。胡適這個時期寫的兩篇英文文章中，也完全沒有絲毫的怨氣和消沉。

原載2012年10月10日《中華讀書報》